《登山的目的完整版》

太平洋战争一：山雨欲来后续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大帅命丧皇姑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有年头没有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了，这对于以军事立国，习惯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来说很难得。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国内的严重危机导致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找出路。这次他们的目光瞄上了那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饱历了无数次苦难、战火、挣扎的黑土地——中国东北（满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源地。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结束了5年摄政，正式走上前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新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年号为“昭和”。名字听起来无比光明和谐，但正是这位裕仁，在不久的将来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位当天，裕仁就雄心勃勃地昭告天下：“明治天皇以其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祖训，继承遗志。”其欲对外侵略扩张之心昭然若揭。

裕仁即位之后不久，1927年4月，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同年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国局势问题的“东方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当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遭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此地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议结束之后不久，7月25日，一篇洋洋洒洒4万言的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呈送给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几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实后边还有，那就是“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其志真不在小也。

这个名闻天下的《田中奏折》，一直以来是真伪难辨。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奏折中国是如何得到的，坊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部下王家桢和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日本得来的，其盗取奏折的惊险细节堪称原始版的“谍中谍”。第二种是说诨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钱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交给中国人翻译公开。

日本人从头到尾就没承认有过这么一份文件，中日双方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案，至今仍无定论。借用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东京审判时候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它到底是真是假，关键日本之后的行动就是按照那个说法一步一步实施的。”秦德纯是个粗人，但这句说得还算有点道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是田中义一亲自写的，但也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它必定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事实倒是连后来的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现今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东方会议的参与者外务次长森络曾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了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两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其中河本更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

对于如何蚕食并最终占有中国满洲，日本国内存在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田中为首的政治家、外交官、商界人员组成的稳健派认为，应该通过商租权、兴办企业、修筑铁路等手段实现蚕食，最终将东北从中国逐步分离出来，实现和平侵占东北的目的。但以军部和关东军为主的激进派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武装占领，不听话的统统干掉，又简单又快！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张作霖的确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才控制了东三省。特别是在1925年11月，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军用兵不满而与冯玉祥约定起兵反张。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郭松龄手上，情急之下，张作霖只好向日本人求援，后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平定郭松龄。此举使自认为对其“有恩”的日本人更觉得张作霖应该听命于他们，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更是处处指手画脚。

其实张作霖并不甘心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他一反日本人“满洲保全”的主张，开始积极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其势力最大的时候甚至扩张到上海一带。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最后一任统治者。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愈来愈对日本的横加干涉表现不满。明里不敢反对，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日本人生气的是，这个土老帽张大帅竟然试图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做出自建铁路，与英、美亲近等一系列的“不法”举动，在土地权等关键问题上更是装聋卖傻，毫不让步。日本对张作霖逐渐由希望变成不满乃至失望。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就开始多次向张作霖强索满洲地区的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田中的威逼激起了东北民众的反日怒潮。1927年9月4日，沈阳有两万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此情况下，张作霖未能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更为日本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均系张作霖幕后指使，对他恨之入骨的关东军从此开始密谋除掉张作霖。

在此之前，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关东军开始逐渐走上历史前台。关东军被日本人骄傲地称为“皇军之花”，这支部队的历史要追溯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之后，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被迫把南满铁路的权益交割给日本。这么长一段铁路，没人保护怎么行？日本马上以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为借口，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这就是后来关东军的前身。由此看来，这关东军起初不过就是个车站派出所，最多也就是个铁路公安处的货色而已。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才叫作“关东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中国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历史。

最初，这支部队归关东都督府指挥。1919年，为了提升关东军的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与当时日本的朝鲜军、中国台湾军、中国驻屯军并列，其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由于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相对稳定，只有东北最有可能闹出事来，在此工作可谓“前途远大”，因此致力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许多日本少壮派军官就纷纷加入这支部队中。

文人做事，瞻前顾后，说了不做；武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了再说。针对张作霖所策划的暗杀事件，其组织者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名字念起来拗口，但这个河本大作确实也就是大佐的命。抗战结束后，逃脱了审判的河本跑到阎锡山手下效力，太原解放之后被解放军俘虏，一直到病死在战犯管理所军衔还是大佐，20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早在1928年初，河本便开始密谋刺杀张作霖。河本曾经说：“贯彻基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一生的夙愿，对于亲日的中国军阀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在4月18日写给挚友矶谷廉介的密信中，河本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为此，他精心选择了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并安排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第二大队队长神田泰之助中尉和朝鲜军桐原贞寿工兵中尉负责实施，以200公斤烈性炸药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1928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发起进攻，张作霖所部奉军全线崩溃。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曾经属于慈禧太后的豪华列车返回东北，行驶至皇姑屯时，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张作霖这位乱世枭雄被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

事发之后，东宫大尉等人将几具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人尸体抛弃在铁路现场附近，伪装成“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特工”，试图借此掩盖事实真相。

张作霖被送到奉天的“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3岁。老张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这个小六子何许人也？他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集英雄、狗熊于一身，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张作霖的大儿子张学良。

为防止日军乘机作乱，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大帅府邸依然是灯火辉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日军不知道张作霖到底是死是活，因而一直未敢贸然采取行动。直至张学良从保定潜回沈阳后，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的死讯。自此，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

今天说起张作霖，一般认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地方军阀而已，但当时他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这样的人，肯定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田中义一一开始鉴于此事国际影响太大，在裕仁天皇询问此事时，向天皇如实反映此为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擅自行动所策划的事件，已经严重违反了日军军法，表示会召开军法会议严惩相关当事人。

田中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他的态度立即招致陆军各方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均采取维护河本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少壮派军官的意见也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以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的支持，形成了陆军上下全体维护河本的强大阵势。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跳了出来，对天发誓说绝对没那回事，这简直就是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诬蔑。

军方的“同仇敌忾”使得同样出身陆军的田中犯了难。惹不起陆军的田中只好再次觐见天皇，声称经过仔细调查原来真没这回事，张作霖被害确实是中国南方的革命军所为。勃然大怒的昭和天皇对着田中大声呵斥道：“何以前后所奏不一？”立即把田中轰了出去。之后，裕仁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说，这个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他不要再来见我了。铃木把这话原原本本批发给了田中。田中这下可慌了，失去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蛋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

陆军对关东军的处理结果是，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打入预备役，河本大作解除一切职务，之后也被打入预备役。违反军令擅自行动制造出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却只受到停职和编入预备役的轻微处分，这无疑给后来的日本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闹出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

“壮志未酬”的河本大作“走马荐诸葛”，向关东军强力推荐由板垣征四郎继任自己高级参谋的职务。本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经有了新的接替人选，但由于河本被解职等于是替关东军背了黑锅，所以还是勉强接受得了河本的推荐。

比起河本大作，这个板垣征四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在未来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位板垣绝对属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风云人物，干下的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即使是这么厉害的“狠角儿”，板垣却是自己一个下属军官的忠实粉丝，这个更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石原莞尔——这个人在板垣之前已经先到了满洲，当时的军衔还只是陆军中佐。

在日本少壮派军官中，石原和板垣分别以“善谋”和“善断”著称，这两个人“双剑合璧”，势必在那片黑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少帅主政

1928年7月3日，就在田中内阁宣布总辞的第二天，年仅27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我们想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往往是不遗余力，极尽溢美之词，把他形容得跟一朵花似的完美。而想说一个人坏的时候，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坏人不是天生就是坏人，很可能也做过好事，好人也未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正确，张学良也是如此。上任伊始，可能是迫于压力，也可能是想树立威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东北易帜”。

主政之后的张学良立即成为日本人和南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日本为把东北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张学良在东北独立。为此，日本曾多次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日军关东军在沈阳附近频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借此向张学良示威。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军则敦促张学良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蒋介石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对张学良所处的环境表示理解，给予多次宽限，而且许以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借助英、美的势力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当时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迫于蒋、冯、阎、李百万大军压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时考虑到自己年纪轻轻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沈阳城头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此即为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张学良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东北易帜”确实是张学良做的一件大好事。此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攫取东北的阴谋，也使民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第二件，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东北少帅的地位。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时还不到28岁，在大家眼中，俨然毛头小伙儿一个。当时东北的军政要人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仍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个别和张作霖一起“创业”的元老重臣就根本不把“小张”当回事。这其中尤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杨宇霆以及常荫槐两人为最。关系极为密切的杨、常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重权，张作霖在世时视二人为左右手。张作霖死后，二人对张学良俨然以教父自居，对其轻则教训，重则叱骂，张口“小六子”，闭口“大烟鬼”。当张学良向杨询问事情或发表主张时，杨经常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张学良发表了两句不同意见，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东北地方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也对其极力巴结讨好，当时的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到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务都被杨宇霆包揽了，老百姓戏称东北“只知杨皇帝，不知张少帅”。

就“东北易帜”之事，杨、常也是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杨宇霆甚至公开拒绝参加“易帜”仪式的合影留念，以示不满。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张学良在杨宇霆及东北官员眼中的地位。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借为其父祝寿之机大摆宴席。这老杨面子也真大，担任门口迎宾的，竟然是原来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也亲自跑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堂会助兴。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关内的实力派人物都派代表携重金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为代表来凑热闹。作为东北名誉首长的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他备了重礼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还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瞄了一眼，接着旁若无人地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大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集体肃然起立，全场鸦雀无声，杨摆摆手示意众人落座时，这些人才规规矩矩地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待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张学良杀心顿起。

三天之后，1月10日，如少年康熙诛杀鳌拜，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借谈公务之机诛杀杨、常二人，此段逸事被老东北人戏称为“杨常而去”，老虎厅还因此成为今天游人到大帅府参观必看的一个景点。

第三件，“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原由俄国修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也就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也就是当时的苏联控制。早在1925年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开战之时，苏联因支持冯玉祥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已经与张作霖结下了梁子。1928年6月，南京国民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和铁路权等。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想借机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想要通过这种办法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张学良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老毛子控制的中东路上。

张学良自认为颇有几分胜算。他判断苏联当时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国内形势不稳，西方各国也仇视当时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这是收回中东铁路的绝佳时机。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谈判未果之后，他决定“武力吓唬一下苏联”，向斯大林发起了挑战。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武装军警包围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拘捕有关人员39人。从7月开始，继续进一步驱逐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6日，苏联为准备可能到来的战争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也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军事顾问，后来又在张鼓峰之战中重创日军的著名元帅加伦。苏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虽号称有27万人之众，但真正能用来对苏作战的只有不到10万人。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向苏军求和。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帮助。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一定程度上说，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决策判断。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的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至终冷静认真地观摩了整个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石原同时还做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

“昭和第一兵家”

1946年的一天，在驻东京的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病恹恹的日本老头儿。老头儿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口气更大：“我是来自首的。本人认为只有我才最有资格作为甲级战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我才是大东亚十五年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可惜日本战败了，如果当初由我来当参谋总长，根本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美国人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真以为遇到的是一个疯子。

纵观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日军始终缺乏明晰且能贯彻始终的总体战略。老酒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10年时间里，日本曾经先后出台各种“纲要”“要领”“指南”“方针”，有30多种。如此频繁的变动，正说明了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战略指南。换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此言也不全对。就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对整个远东的战争进程有着异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他就是被称为日本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大脑”、昭和三大参谋之首、“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另类和天才的谋略家，可以说，日本侵华“功劳”的一半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也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类别。石原启介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还算不错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了不信邪、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蛮横作风。后来石原的经历也表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任职，总是与顶头上司闹得很僵，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板垣征四郎。

1902年，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9月，转学到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类书籍。石原尤其喜欢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天资过人的石原在考试时总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复杂的答题。世间大凡有天赋之人都会有些特立独行，也就是所谓的“智商爆棚，情商为零”。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的眼中也成为一个另类，被称为“七号”。“七号”在当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类似于“二百五”。当时的学习成绩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出类拔萃，在术科上却成绩一般，纯粹属于“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类型，这可能与他身体素质较差有关。

1907年6月，石原进入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最后以第二十一期步兵课第六名的成绩毕业。按实际成绩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教官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据说，当时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手表，石原正好是第六名，拿不到。“陆士”毕业后，石原莞尔回到原来的步兵第三十二联队，但由于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很快被一脚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

从一定意义上，不能说石原天生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其实石原也曾经非常同情中国并关注过中国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石原当时在朝鲜的春川任职。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石原把手下的几个士兵带到一处小山上，对天鸣枪，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年轻的石原觉得，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作为有色人种的代表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强大起来，那么日本就算有了一个兄弟。

但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让石原莞尔大失所望，他的观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逐渐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视。石原认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让我来替你管理吧。

在大学里，老酒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也不算很懒，学习成绩当然也一般。可就有那么一种人，你玩的时候他在玩，你学习的时候他还在玩，你听课的时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就没听，他只在考前翻翻书就大摇大摆地进了考场。你刚答了一半就看见他晃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刚过线，他几乎满分。毕业的时候，你背着行李卷四处找工作，他还在挑人，看那几个都想招他当研究生的教授谁更合适。

石原莞尔就属于气死老酒的这种人，并且堪称这种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石原在“陆大”入学时的口试，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射击的动作。要知道，这是在飞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说石原的眼光独到。

当时“陆大”的功课相当重，学员通宵达旦学习属于家常便饭。可石原好像永远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绝对是个不修边幅的另类，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样常年不洗澡，还把满身的虱子捉起来放在铅笔盒中观赏。口才极佳、知识渊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讨厌他的邋遢，喜欢听他侃大山。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元帅检阅“陆大”时，特立独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为的就是给学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议声中这样轻轻松松地从“陆大”毕业，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属于“军刀组”。实际上，石原应该是“首席”，但由于在校的恶劣表现，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荣誉。要知道，第一名有机会见到至高无上的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觐见天皇的机会。后来在被问及为何在“陆大”只拿到第二名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从“陆大”毕业后，“军刀组”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被分到人人向往的参谋本部，而是到了并不很重要的训练总监部任职。到这里他仍然“恶习”不改，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再次交恶。训练总监马奈木敬信中将称，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一样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至此，石原获得了“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坏名声。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了收集信息，他甚至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扛大包，现实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在这里，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并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征服，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石原遇到了他后来在东北的黄金搭档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精英，两个人在满洲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后来石原还推荐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只是由于板垣资历不够才未能成功。卢沟桥事变之后，冷静的石原反对扩大对华作战，与板垣强力要求扩大侵华作战的意见南辕北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

毕竟“军刀组”的成员都是日本陆军的精华，后来石原受命留学德国。当时，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军事界的经典巨著。这本书，老酒的书架上也有，也看过不止一遍。说实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每一段也看得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后把整本书合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什么都没懂，这就是素质。这本书类似于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正能看懂的没几个。石原就是能够看懂《战争论》的两个日本人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东条英教，陆军大学第一期的“首席”，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东条英机他亲爹。

相比东条英教来说，石原更牛，他不但看得懂，还发展了《战争论》。结合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思考，石原写了《最终战争论》一书。其实这本书只是根据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讲的记录稿整理的。完整地体现了石原战略思想的是《战争史大观》，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提纲，后来经他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以下观点：

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的“最终战争”，以此来决定未来人类历史的走向。

二、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为了打赢这场决定东方人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急需找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三、石原经过思索，替日本找到了这个基地，那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论”的由来，也是《田中奏折》中“必先征服满蒙”的理论基础。

石原的“满蒙生命论”一出炉，由于与当时日本陆军的思路恰好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为关东军后来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指南。日本《每日新闻》曾连发30多篇社论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他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应用在未来的军事战争中。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的突然出现也很有可能”。今天看这些话，我们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能说出30年后人类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吗？果然是牛人，石原竟然一语成谶，后来果然有了原子弹，可惜挨上这种“弹”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还认为：“中国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则一定要速战速决，日本要尽快逼迫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屈服，绝对不能打成持久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志。”这就道出了石原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心。

“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赴关东军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很快板垣征四郎也来到满洲接任了河本大作离开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

刚刚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组织所谓的“北满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由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石原的建议无法实施。新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后，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前后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演习。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主要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进行的再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地貌进行实地军事探测。经过三次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就开始初露锋芒。他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土计划》。

这三篇论文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了解除日本国内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对外进出；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中国，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

石原的三个观点简单明了。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脱困，日本也只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为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的战争。关于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石原自己也没有做详细说明。1931年2月，为了给“历史的观点”寻找依据，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石原：“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中国的。”

石原：“不能说是日本的吗？为了这块宝贵的土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我们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是这样吗？那太遗憾了。”

内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以随便歪曲的。”

乘兴而来的石原只好败兴而归。在这里，老酒真想为内藤博士点个赞。

也就是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当时的石原中佐对随行的关东军参谋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理论。在一边听着的板垣大佐十分钦佩，将石原的观点全部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奉天后，板垣就找来石原再次认真研究。于是，一个小团队自发建立了，成员包括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几个雄心勃勃的少壮派军人开始定期碰头，专门研究占领并统治满洲的问题。

石原以三次参谋旅行为基础，制订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计划预计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占领。据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大约有22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00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个“以寡制众”的计划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尽管实力悬殊，几个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他们密谋之后所促成的“满洲事变”，中国人叫“九一八事变”，就是后来被称为昭和时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余两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实施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事件”，将在后文再做详述。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筹备一场豪赌，其出发点就源于在之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已经看清了当时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九一八事变后来被很多人看作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从而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拜“张大少爷”慷慨所赐。

称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就在于石原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石原认为——

第一看英、美。对于日本抢占满洲，英、美不会直接插手。因为北方苏联红色政权的建立，英、美等国正担心赤色浪潮在亚洲的蔓延，如果由日本来控制东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势力南下的屏障。第二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东北虽然名义上归属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对于这些面和心不合的异己分子，老蒋肯定不会真正大力支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佐证。石原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会袖手旁观。奉系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对于中央军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苏俄。石原判断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建设，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南进。况且之前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早把苏俄给得罪苦了，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后边捅刀子就算烧高香了。

石原当然不会忽略国内的因素。对于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军部一直是默许的。行动一旦能冒险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来事实证明石原的判断完全正确。

光有这些似乎还不够，除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之外，石原还和陆军中枢机关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层的支持或默认。但石原也知道一旦真打起来，这些人除了声援吆喝两声，不可能干更多的实在事。鉴于关东军万余人与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的差距实在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离东北最近的朝鲜军在必要的时候越过鸭绿江，对关东军进行支援。最初，朝鲜军的司令官是胆小的南次郎中将，对于石原的请求大摇其手，表明没有上峰的命令不敢擅自越境。1930年12月，朝鲜军司令官换成了林铣十郎中将，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石原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积极游说，林铣十郎答应届时将日本驻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在危急关头随时越过边境支援关东军。

在这里，石原的“善谋”与板垣的“善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相对来说，石原冰山一般的冷静更加可怕。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长春当地的一个日本牙科诊所，牙医小泽开作正在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他太崇拜那两个“英雄人物”了，就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选出一个字进行组合，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婴儿叫小泽征尔。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迷恋音乐，后来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晖一起成为东方三大指挥家。搞音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

目前对于板垣和石原来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3，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也为日本侵占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到了6月，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学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天，10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迅速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30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少帅张学良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过东北。大批东北军精锐随张学良出关，导致关外防务空虚。

尽管当时名义上国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各地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华大地，可以说是陷入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将在满洲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一是打破现状；二是建立亲日政权；三是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十六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时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识，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各有侧重，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原贤二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皆需借口，即使对于德国、日本、苏俄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1931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做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

也真该出事，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立即交出关玉衡等杀人凶手。最后东北军只好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引起的纠纷，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武器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悄悄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对关东军实施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此种做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健在的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要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之前他任朝鲜军司令官时石原就找他联系过越境支援的事，当时他就没敢答应。南次郎立即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也清清楚楚，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驻苏使馆当大使时，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差点跌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部长的人那绝对就是牛A了。

建川部长内心里是支持关东军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他来说也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是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处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应该中止。

但是，今田马上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10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就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本来就不愿意去的建川军令在身又不能不去，“陆大”的“军刀组”也绝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是不是把消息发出去了。等他坐火车到奉天时，已经是9月18日的傍晚了。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从15日到18日，建川走了整整四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就这素质？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司令官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部长，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建川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架势的建川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所开的菊文旅馆歇息，花谷还专程找来艺伎陪伴这位旅途劳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稍有些颠簸。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这将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第五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了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第一手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18日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凌晨零时28分，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之中，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事已至此，请司令官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进攻命令。”根据当时陆军的规定，“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决。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时，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立即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坐上火车，前往奉天。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必须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日军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或“会战”，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不到12个小时，东北重镇奉天沦陷。

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大帅府进行疯狂洗劫。府内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20多年来积攒的家底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仅金条就有20多箱、银圆40多箱，古玩字画不计其数。张学良晚年曾经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王献之的字，是当年花三万块银圆买的，二十九个字。现在这幅字在日本横滨博物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已经忘记之前曾经说过自己这一生“唯爱女人”呢？

就在9月18日晚，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消息后，立即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面见板垣，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板垣当然不会接受。森岛还想再多说几句，旁边的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干预统帅权者杀无赦！”无奈的森岛只好悻悻而归。回到领事馆的森岛立即向总领事林久治郎做了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劝阻停火，板垣依然不听。林久治郎立刻将事变情况飞电外务省。

除了进攻奉天的日军之外，接到进攻命令的各路日军分别扑向各自的攻击目标。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进攻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骑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第一大队分别进攻长春、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

事变发生后，迅速接到消息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9月19日早上5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第一部长今村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出差满洲）等人。会议期间，再次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电报，要求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关东军的在满洲的行动，给予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会议讨论的结果不是如何处罚那些违反军令擅自动武的人，而是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接着做出了增援关东军的决定。

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已经破坏了“越境攻击须经天皇许可，违者死刑”的军令，擅自调动朝鲜军下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关东军，就在9月18日当天深夜，两个大队的日驻朝鲜军陆军的会议刚结束，上午10时，日本政府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若礼次郎首相劈头就问陆军大臣南次郎：“本次关东军的行为真的是出于自卫吗？”南次郎强调是中国人率先挑衅，前线的确属于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会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担心西方各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提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内阁会议确立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上奏天皇。会议责成南次郎立即将东京的指示通知关东军。

14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再度召开碰头会，会议决定接受阁议“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金谷范三甚至提出了“恢复事件前状态”的建议。但三长官会议的决定立即遭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的强烈反对，今村均大佐公开跳出来叫嚣：“既出之矢，岂有中途返回之理，对前方军队士气实为大打击也。”极力反对恢复事变前状态。9月20日，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再度开会提出，支持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反对关东军“旧态复归”。

同一时间日本内阁也在开会，会议再次重申不再扩大事态，立即采取行动约束关东军的行为。对于解决事态的具体方法，陆军大臣南次郎强硬主张维持现状进行和谈，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主张解除对现有东北城市的占领再谈和平解决，内阁会议闹成了一锅粥。首相若礼次郎强烈怒斥前线这种无法无天的违纪行为，但陆军方面却极力维护，南次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辞职就意味着内阁的垮台。在陆军的巨大压力之下，内阁无奈做出了对关东军、朝鲜军之前的行动给予补充认可的决定。

9月22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恶人先告状，先于中国向国际联盟通报日本和中国在满洲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同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不管声明所言是否为其内心真实想法，至少说明日本政府在事变前后还是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会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传达了内阁政府“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指示。可笑的是，在要求“停止行动”的同时，还高度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其含义不言而喻。深知军部用意的桥本欣五郎立即密电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用意并不是要你们真正停止活动。”有了这样的内线，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开始四处扩大战线。

关东军在满洲的各路进攻可谓势如破竹。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随即反转枪口带领日军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退。10月26日，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所部万余人顽强抵抗，蒋介石随即宣布去掉“代”字，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战至11月18日，由于日军不断增援，马部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

东北军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之后，关东军迅速制订了进军锦州的作战计划。闻听此讯的东京陆军参谋本部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马上停住脚步，等待命令，最后一次甚至使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也担心攻占锦州会引发国际冲突。另一个原因就是参谋本部还认为关东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万一那个大少爷张学良犯神经带领集结在锦州的大军发起反攻的话，胜负还真难预料，关东军很可能马失前蹄。但此时，对于早已违反了军令的板垣和石原来说，早已没了退路。两人决定孤注一掷，放手一搏。

1931年10月8日下午13时40分，关东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了锦州，其中6架飞机是刚刚从东北军缴获的战利品。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观摩此次轰炸。

关东军轰炸锦州的消息传到东京，内阁立即对军部进行了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对若礼次郎首相辩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我们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这谎言编得实在不太高明，谁都知道防空炮属于防守武器，难道中国人会抬着防空炮来你机场打你吗？随后前线的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驱逐锦州附近之敌军”。

黑龙江沦陷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军下一步很可能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盟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锦州中立案”曝光后，这一委曲求全的做法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于12月4日再次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锦州中立案”，同时表示日军如悍然进攻锦州的话，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做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关于对日军若发动进攻是否抵抗的问题，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东北老家都不愿意抵抗的张学良倾向于用和平方法解决，也就是准备“一怂到底”。张学良根本不顾及南京的指示，在与日方代表谈判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大少）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再次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对各方的劝告均置若罔闻。

1931年12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八旅团，从朝鲜调第二十师团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等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逐渐逼近锦州。12月28日，第二师团主力渡过辽河向锦州发起进攻。12月30日，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攻大虎山。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下野。12月25日、12月30日，接替蒋介石上任的孙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上述命令均为张学良拒绝。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同时下令东北军各部全部撤入关内。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长跪在车站的土地上，面朝东北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久久不愿南去。让人想起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那片土地饱含深情”。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军事重镇锦州。对于日军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本以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还事先集结了战车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张学良的反击，板垣、石原再次赢得是盆满钵满。从此，日本也多了一句俗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你关东军哪？”

锦州失守，关内和关外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此举使得东北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彻底丧失了进一步抵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借此机会，北线各路日军也频频展开积极行动，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三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二师团增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多月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3000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被统治、奴役的痛苦历程。

这边，南京国民政府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边关东军也不尿东京那一壶。面对前线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内阁已经无能为力。说起来有点可笑，张学良的不战而退，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军政两界。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原来的谨慎派已经完全被强硬派压倒。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双双引咎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集体垮台。1931年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受命组阁。新首相犬养毅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犬养毅内阁拒绝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两个月后，5月15日，一群少壮军官闯入犬养毅家中，不由分说将其乱枪“明杀”。后文详叙。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另一大人物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就是“三通”之一的“东北通”土肥原贤二。由他策反的汉奸数不胜数，“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奉天市市长赵欣伯，吉林省省长熙洽，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等，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独立”。

一大群汉奸里，重点要提两个人。第一个是臧式毅。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官员都乘车逃离沈阳，也有人劝臧式毅一起离开，臧式毅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也，在这危难时候决不能走”。9月19日，臧式毅被日军带走后，一直软禁了3个多月，期间臧式毅还一度以绝食抗议，后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在其任职伪奉天省省长的当天，其年迈的老母在家中上吊自杀。遗言是，“有了这样的汉奸儿子，再也无颜活在世上”。

第二个是熙洽。熙洽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熙洽，地地道道的正蓝旗满人，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大清覆灭之后，熙洽就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绞尽脑汁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本，借日本的力量“反民国复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登伪满洲国皇位时，熙洽在大清先祖的遗像前三拜九叩，泣不成声。

对于东北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日本国内以及关东军内部争议很大。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次性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在东北建立一个军人主持的总督府，实行类似于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方式。

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大汉奸“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他提出的人选是废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土肥原提出，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要说这土肥原也真算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土肥原在溥仪最落寞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土肥原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的这一“义举”让溥仪感激涕零。土肥原自信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犹豫豫，土肥原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新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要复辟的急切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光复帝业。

园子里边，土肥原苦苦相劝；园子外边，土肥原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土肥原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吓得溥仪是魂飞魄散。在土肥原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原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地汉奸巨头齐聚奉天，一时间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新政府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原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杀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新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事务”。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一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没有发出通告的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那是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其他报复美国的办法，就只好站出来跟美国唱唱反调，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伪满洲国对此大喜过望，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毕竟也算个活人——总算开张了，于是与萨尔瓦多欣然建交。伪满洲国军政大员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出面推销友邦运来的大量咖啡。

看看最终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中国外蒙古、梵蒂冈、苏联。苏联还以此为筹码，换得了日本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之外，其余几乎没啥好东西。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的大功臣板垣征四郎从满洲飞回东京，以小小大佐的身份破格觐见天皇，可谓风光无限。板垣向天皇和陆军参谋本部报告了关东军在东北的战况，随后又参与策划在上海引起纷争的行动计划。在东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在上海策划事变，将西方目光转向上海。”

一贯以惹是生非为己任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大喜过望，迅速找来日本女间谍，“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密谋策动骚乱。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三名日本信徒到三友实业社总厂闹事。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日方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此即谓“日僧事件”。田中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31年1月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1200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就“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逮捕和处罚作案者，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消息传到东京，这次声称要在上海对中国进行“惩罚”的变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早已急不可耐：“陆军在北边大显身手，这次南边轮到海军来表演了。”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中将发表恫吓声明，声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如果对松井所提四项要求不做出令日方满意之答复，日本海军将断然采取“适当行动”。同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上海事件立取适当手段，由大角岑生海军大臣相机处置之”。

随后，日本海军就以保护侨民为由开始向上海调兵遣将。到1月28日，先后有三批增援舰船和兵力抵达上海，使得上海的日军力量达到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其余还有武装日侨4000人。同日，海军军令部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阿武隈”号等主力舰只从本土开赴上海。

战争日益迫近。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932年1月23日，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主持下，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大上海，同时向全军发出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再次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在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的形势下，中国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加之担心战火蔓延到整个富庶的长江流域，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28日下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复文表示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但日方进而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闸北。还不等中方答复，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坦克掩护下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第十九路军的坚决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一旦战争开始，只要他挥动手中的日本军旗，中国军队就会闻风而逃，4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全部占领上海。然而盐泽失算了，中国人不都是张学良。1月29日，顽强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军人捍卫国土乃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亦绝不退缩，不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七十八师两个旅驻守上海。防守市区的第一五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了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自认为兵力不足的日军固守待援。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下野的蒋介石复出。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宣布迁都老酒的老家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仍留驻南京。随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抗战之决心”，同时也提出要军事与外交相辅相成。蒋介石表示，一旦“超出忍耐之底限”，就要与日军拼个鱼死网破，这个底限就是不能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也在所不惜”。

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的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抵沪。蒋光鼐急调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参战。2月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向闸北进攻，再次被中国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三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援沪，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中将因指挥不力被撤职，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接替指挥。

2月7日，野村改变了攻击方法，以陆军久留米旅团进攻吴淞，海军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进行突破。第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再次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鉴于上海战况不利，日本又急调陆军第九师团参战，改由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统一指挥。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派出主动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迅速抵达的第五军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2月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后撤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

2月20日，植田令日军发起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以第九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突入夹击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为中止进攻。

面对僵局，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各部日军，至此日军已是三易统帅。1932年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的增援，总兵力增至7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实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处于劣势，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惨重，造成左翼浏河一带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白川指挥第九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3月2日，上海陷落。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阵亡620人，伤1622人；海军阵亡149人，伤700人。中国军方的损失是牺牲4270人，伤9830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6080人，失踪10400人，财产损失高达16亿元。其中，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中全部被毁，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10多万册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均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先要从摧毁文化开始，其心不可谓不毒！

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不是东北的奉天，西方各国在这里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80%、法国的90%、美国的60%都在上海，此地发生的争战让西方各国均感不安，纷纷出面进行调停。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必须维护。此前，2月16日，国际联盟已经发出呼吁，“凡任何侵害国联成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

在西方各国的调停下，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恢复1932年1月28日之前的状态。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4月29日，日军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及日军在上海取得的伟大胜利。朝鲜反日志士尹奉吉借机混入人群，向主宾席投掷炸弹。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身受重伤，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均断一腿。尹奉吉后来被捕，被押解日本处死。

除了白川伤重毙命之后无法以僵尸身份出场之外，其余几位受伤者今后都还有不少戏份。野村吉三郎曾经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友，后来作为日本驻美大使主持开战前的美日谈判。植田谦吉后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诺门坎战败被打入预备役。而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签署战败投降书的，就是在这里丢掉一条腿的重光葵。

借蒋介石2月电令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八军陈诚部驰援上海参战之机，中共发动了赣州战役，战役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到3月8日，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以红军的失败宣告结束。这场失败的战役，让调往上海参战的第十八军被拖住一个月之久，间接拖了淞沪抗战的后腿。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使者去见四川军阀刘湘，被以“不保证使者安全”的理由拒绝。蒋派人去华北让张学良反攻东北牵制日军增援上海，张拒绝执行。蒋派人请广东军阀陈济棠出兵赣南应付红军，好让“中央军”得以回援上海，陈济棠置之不理。这些都成为蒋介石之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要理论依据。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当即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东北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9月30日，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中国的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决议，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由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对日本采取的是纵容态度，在随后多次做出的决议中，连公开谴责日本都不敢，更谈不上去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了。事变发生近三个月之后，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成员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因为团长是英国人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代表团允许中、日各派一名顾问参加：中国派出的是前外长顾维钧，日方的吉田伊三郎曾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际联盟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之前日本多次坚称，鉴于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同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不能保护外国在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起程前往远东。调查团的行程不是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探询各个西方大国对事变的态度。他们先是到了伦敦和华盛顿，2月29日到达日本。日本对于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盛情款待，并组织游览东京近郊及京都风景名胜。离开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到3月14日才抵达上海。3月26日，李顿在南京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大腕会面，之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来了个中国“免费一月游”，4月21日才抵达事发地沈阳。

趁着调查团周游列国的这段时间，日本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并炮制出了伪满洲国。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迫使李顿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鉴定问题。

调查团进入东北也并非那么顺利。甚至有日本军官给板垣征四郎出馊主意，提出当调查团进入东北时安排“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于危难之时“英雄救美”，以此赢得调查团的“芳心”。听到这样的“高见”，板垣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了。为表明是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在日本指使下向代表团发出声明，拒绝中国顾问顾维钧入境，调查团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顾问不能同行，调查团就准备撤走不再去东三省。日本这才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经过日本的“外交斡旋”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李顿等部分团员走陆路，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在东北先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名义元首”溥仪及其他官员会晤，调查团当然不能忘了去看看九一八事变的现场。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外，为了使调查团难以看到事变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将要调查的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为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很大期望，各界人士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期间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余件。调查团于6月4日离开东北，并于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共分10章，长272页，约14.4万字，也算是费了不少笔墨纸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条。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二、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

三、东北的确有排日倾向。但说中国军队主动挑起事变不能成立，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四、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东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也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的“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

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还算客观公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承认了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指出事变由日本挑起，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揭露了日本欲利用调查团迫使国际联盟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报告书最后建议，在满洲地区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各国派出顾问加以维持指导，同时该地区列为非武装区。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总部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是被称为“智力体操运动员”“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要重点介绍这位风云人物。松冈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好像很面熟，不错，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石原莞尔中佐。不，现在应该叫大佐。两个月前，8月，石原已经由于在满洲取得的“丰功伟绩”晋升陆军大佐。这次能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来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也是对石原变相的褒奖，同时也是日本对欧美各国对日批判的一种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不承认“满洲国”，我就把制造事变的“功臣”带过来，看你能奈我何？

此前，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在国联会议上绝对不能妥协，松冈正是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的。11月21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大日本帝国这次在沈阳的军事行动，与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等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是同样的道理。”言下之意就是，类似的事情当年你们英国和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今天我们日本就不能做？

实际上，《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主要是英国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历来主张绥靖，所以不想让事态扩大，提出以国际共管的方式来取代伪满洲国。迫于四周一片谴责之声，12月14日，松冈洋右也向国内发出电文，建议接受英国的建议。

但日本国内此时对伪满洲国的建立一事正处于狂热状态，犬养毅因反对承认伪满洲国被激进分子枪杀，接任首相的是海军大将斋藤实。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松冈关于接受英国提案的建议。内田认为，接受这一意见必然会引起国内舆论的抨击，这对政府极其不利。他在1932年8月25日的一次演说时甚至叫嚣：“即使举国化为焦土，也要维护‘满洲国’的独立。”内田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在1933年2月7日召开的“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上，日本国民慷慨激昂地表示：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月30日，松冈洋右再度提醒要“适可而止”，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这么大一块肥肉岂能这么轻易地吐出来？！

2月初，国际联盟开始起草对日劝告声明，日本政府这才慌了手脚。因为国际联盟的决议一旦通过，日本很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这对正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匆忙间做出了一项饮鸩止渴的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对一个非加盟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如果国际联盟通过《李顿报告书》，日本将立即退出国联”，同时将上述内容立即致电在日内瓦的松冈团长。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日本已经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由45国的出席代表对《李顿报告书》进行表决。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42票，日本1票反对，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会议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的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三十到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日本是正确的。今天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确信而且坚信，今后世界的看法一定会改变，就像世人今天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发表完演说的松冈趾高气扬地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1933年3月8日，日本议会正式批准退出国际联盟。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日本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做法使得国联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刹那间成为一堆废纸。

事后，国联秘书长埃文诺对中国外交人员吴秀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国家被别人武装侵略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奋起抗战，国联才谈得上给它撑腰主持正义。如果它自己都不抵抗，要指望国联为它火中取栗，那是不现实的。”不知道闻听此言的吴秀峰当时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离开日内瓦后，松冈洋右率领代表团直趋罗马，他视这个法西斯国家为理想中的天国并对之无限向往。在这里他拜见了心中的偶像、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的崇敬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在随后一次演讲中，松冈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日本代表团之后先到伦敦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松冈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4月27日，日本代表团终于抵达横滨。数千日本民众聚集在码头高呼：“万岁松冈，干得漂亮！”《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通讯，赞扬他为“凯旋的将军”。有12家报纸联合发出了“国际联盟各国没有认识到东洋和平之真正道路”的共同宣言，松冈也因此成为“国民英雄”，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也被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两年后，1936年，日本再次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从此自绝于国际社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此话也不确切，他们随后很快就找到了“好友”——德国和意大利。

是非张学良

东北丢了，伪满洲国也成立了，一切似乎暂时都已尘埃落定。但是老酒还有一些话要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如果说这位“诗人”做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有90岁，老酒肯定不相信，你也可能会怀疑。但这却是事实，因为他的作者不是像老酒这样的无名氏，而是本章的第一男主角张学良。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对时局做出清醒的判断。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7岁时已经是东北军的首领，29岁更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这个年轻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一生尤好美女。晚年他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几乎都逃不过他的劫掠，一生中有过的女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仅其承认的情妇就有11个，可谓风流无限。按说，在那样的年代，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就在于他同时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多年的军阀混战早已让他身心疲惫，心理压力过大的他从1927年就开始吸食毒品用来舒缓神经，以致后来成瘾，不能自拔。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阅历，都不是能够担当那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场面。”这种评语用于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可谓是恰如其分。

东北沦陷之后，当时中国的第二号风云人物张学良马上成了千夫所指。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两首名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男主人公不用说肯定是张学良，其余在开头两句里，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大家熟悉的赵四小姐，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在家排行第五，故称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

这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哀沈阳》，是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的马君武之诗作。

从诗作来看，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在跳舞，舞伴至少有赵四、朱五和电影明星蝴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都是马教授的想象和杜撰。尽管没有总司令蒋介石名气大，但是副总司令的官也不小，张学良的行程肯定不会没人知道。前边说过，张少帅确实冤枉，他根本没有跳舞，而是看戏去了。

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哀沈阳》见报后，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校长对质公堂。然而，胡蝶心态平和，不想做过多纠缠，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重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在这件事上，最冤枉、最无辜的胡蝶表现出的冷静和胸怀令人敬佩。要是放在今天的艺人身上，估计早高兴得背过气去了——多好的炒作题材！说不定缓过气之后，马上飞奔而去，以身相许了。稍有嫌疑的是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说，跟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没开过。至于赵四，尽管不是夫人，可两人早在1926年已经公开同居，也似乎不应当作为新鲜事来炒作。

以前看过不少书籍，大都赞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不弃不离、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后才慢慢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张学良是有夫人的，他和赵四之间的关系，发生在像老酒这样的老百姓身上，就是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甚至重婚罪。而到了张学良那里，就变成了伟大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这是什么逻辑？以张学良对于女人的一贯热爱，如果不是后来被蒋介石关起来，不能自由活动的话，估计还会有李五、王六、刘七，等等。蒋先生把他关起来也算变相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世间可以少几个光棍也。

一首文采并不十分出众的《哀沈阳》，因为切中时弊且通俗易懂而迅速传开，以致举国尽知，马君武也得意地称为民国版的《圆圆曲》，言外之意张学良就是吴三桂。不仅是马君武，当时全国舆论界也一致声讨张学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东北漆黑一团”的文章，文中写道：“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别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三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另有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嘲笑文章：“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阳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而出。”《中国评论家》则刊登了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戏言张学良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北平一些爱国学生编排了一出讽刺剧，剧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剧中人物酷似张学良。甚至连日本人也赶来火上浇油，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就像20世纪末前萨达姆对科威特一样。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国人对张学良的仇恨程度。热河失陷之后，张学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被迫宣布下野。不过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还有人费尽心机地巴结他，这人就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在张学良到上海的第二天，所居住的公馆大门上就被挂上了炸弹。炸弹的引信已经被拆除并不会爆炸，和炸弹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请张学良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杜月笙闻讯大惊失色，张来上海由他出面招呼的事人人皆知，如果真出了事，他老杜今后还能在上海滩混吗？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此事的策划者就是号称“亚洲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能称作“第一杀手”前面还冠以“亚洲”，那肯定是不好对付的，杜月笙试图花钱消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不为钱，声明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定要他的狗命。”后来杜月笙也是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历史不是拍电视剧，永远都只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推倒重拍。战争也不是打游戏，失败了可以保存，重新载入重来。但老酒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东北军能够抵抗，中国抗战史乃至长达14年的东亚战争史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从后来很多次露面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当初的做法也是终生悔恨。一念之差竟成千古之恨，英雄与罪人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纵观其一生，也有如“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之类的壮举，但一百次局部的成绩，也难抵一次全局性的过错。

1990年，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就已经死了。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从中国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其中公开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高层为此力促张学良回国。被选中具体联络的是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吕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两人之间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吕正操等人于当年5月23日从北京直飞美国，5月29日在纽约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并提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看到大陆的诚挚邀请，张学良表示很想回去，但最后依然以“怕一回去弄得政治上很复杂”婉拒。

至于张学良不回大陆的原因，坊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能飞到美国，就不能飞回大陆吗？大陆比美国还要远吗？第二种说法，是正准备回去呢，正好日本天皇访华，怕碰在一起尴尬，但谁都知道日本天皇是不会定居中国的。第三种说法，是赵四不让回去，张学良难道就这么听话吗？当初那么多命令要求他固守锦州，怎么就不听呢？这时候就听啦？第四种说法，似乎还有点道理，说是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李登辉制造了诸多障碍。

中国人的传统是“月是故乡明”，“叶落归根”，张学良真的就不想回来吗？老酒倒是认为未必。他不回来，更可能是无颜以对东北的乡亲父老。霸王项羽尚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事变国耻，能无愧乎？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不能终老之前望一眼故乡，其情景何其悲惨？我们可以惋惜，也可以同情，但是历史只承认事实。

后来，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败退台湾，在总结大陆失利的教训时，往往归罪于张学良毁了党国的大业，他在日记中评价张学良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去世，享年101岁。有人戏称，他坚持活这么久，是怕去那边见他爹。此乃气话，不提。

一跑沈阳，二跑锦州。比起战术性逃跑来说，战略性逃跑的含金量更高，此“两跑”跑出了长达14年的大东亚战争，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跑跑”都黯然失色。

在老酒的“十大‘跑跑’排行榜”上，张少帅凭此而荣登榜首，实至名归。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皇道派”和“统制派”

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一根筋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话，也不太确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时期，大致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开始一直到1932年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为止。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气氛浓厚。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使得国民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民主政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内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政友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在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乃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没有对外发起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东京、横滨一带由地震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26年12月，年仅47岁的大正天皇驾崩之后，刚刚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7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日本就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金融危机大大强化了日本工业产业、金融业的整合：在产业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了五大垄断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得极少数的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逐渐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随之而来是漫长的经济萧条。为摆脱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开始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之后的侵略战争铺路。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得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蛰伏的军方势力借机再度抬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客观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变成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19世纪末的一天，在东京幼年陆军学校的操场上，一位正在做木马训练的青葱少年被学校的一群恶少围攻。危急时刻，两位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冲入重围，拳脚相加，将之解救出来。从那时起，这三个人就开始惺惺相惜，成为情意相投的挚友。那个玩木马的少年名字叫冈村宁次，另外两个分别叫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几年后，1904年，三人一起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次一起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综合三人的毕业成绩，永田铁山是“陆士”第四、“陆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陆士”第五、“陆大”首席，冈村宁次为“陆士”第六、“陆大”第八。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天之骄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那三个已至中年的陆军精英在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举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会。不久前，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引荐下，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少壮派陆军精英参拜了前来欧洲巡察的裕仁，并向皇太子宣誓效忠。这次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七天后刺杀原敬首相的中冈艮一类似，那就是结束国内的腐败，让军人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宰。冈村当时是作为参谋本部的巡回武官到欧洲考察，永田铁山是日本驻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为驻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铁山是大哥，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有人说他甚至比石原莞尔还要聪明不止一两个级别。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之意。

三人一致认为，通过军人控制并治理国家才是日本今后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眼里，国内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中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之后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掌管，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几乎没有晋升到陆军高位的可能。

三个人很快制定了他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一、确立日本举国一致的总体战体制，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少壮派军官要联合起来，形成军部内的一股新势力，那就是昭和军阀。

其实参加这次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一个人。第四个人就是第二天才赶来的“陆士”第十七期毕业生，当时驻德国武官，后来成为日本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比起毕业于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辈而言，此时的东条英机还只是个端茶点烟的小师弟而已。对于成绩平平，连续三年都考不上，最后靠老爹东条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顾上了“陆大”的东条英机来说，那几个学兄简直是太出色了，端茶点烟也在所不惜。后来有资料说，东条英机第一天就来了，没资格参加讨论，那三个人密谋的时候，东条英机只能在门口负责把门望风，这应该是故意出息人的说法。

除了巴登巴登这4个人之外，“三羽乌”很快又从陆军少壮派军官中选拔了7个出类拔萃者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平武官矶谷廉介。这些人几乎全是“陆大”的首席或者“军刀组”成员，也都是我们今后经常要提到的风云人物。11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就此形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昭和军阀逐渐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会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却地位显赫。战后几乎所有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和这次短暂的聚会，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谁也想不到，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羽翼将给未来的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几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畅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来在满洲闹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团队迅速扩大到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除了那6人之外，这些后来者名气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叶会”以“陆士”第十六期同学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员组成。后来永田、小畑两人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于是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就在“二叶会”的大哥们频频聚会期间，永田铁山还示意“陆士”第二十二期的铃木贞一逐渐联络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于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组织“无名会”。成员包括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横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将在后边的文字里逐次出现。

“无名会”第一次聚会由当时的陆大教官石原莞尔中佐讲述“空军作战”，第二次聚会就是热烈讨论所谓的“满洲问题”。聚会结束时，一帮小兄弟才突然发现后边多了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大家无比崇拜的永田铁山大哥不知啥时候来了，正坐在那里微笑着静听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马上自掏腰包带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顿。

后来由于河本大作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为了团结起来一起保护他们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永田铁山把“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在一起，改称为“一夕会”，但形式上两会仍然各自独立存在。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樱会”。“樱会”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应不惜使用武力，后来逐渐吸收基层的军官参加，成员达到了60多人。就在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系列类似的右翼团体“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还有“天剑党”“血盟团”“王师会”“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类似的团体数量已达500余个，总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陆军所有蠢蠢欲动的少壮派精英——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青年军官。

有了“革命”的组织，还要有“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有进一步“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思想家应运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军国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

要说老酒年幼时也曾是个抱有远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对各种“家”无比崇拜，并立志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也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咱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话虽如此，但是对那些“家”的关注始终不减，也就逐渐在内心分出了层次。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场，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艺术家不分国界，思想家不论年龄。仅仅两年之后，也就在23岁那年，北一辉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成书并自费出版。在书中，北一辉指出，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要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这次“社会主义大革命”。这本书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此虽然是自费出版，也很快被政府禁止发行，北一辉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杀。

要说北一辉跟中国也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日本郁郁不得志的北一辉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的生涯。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叫“中国革命外史”的书，还把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北辉次郎，正式改为大家熟知的北一辉。1911年，他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频繁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最后长期定居上海。由于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谭人凤的儿子也曾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都有很多交往。“二二六事件”之后，北一辉被处死，张群就曾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却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开创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因此，北一辉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了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思想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执行力，他的调查最终未果。后来由于不择手段筹集经费，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勒令回国。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参与中国革命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驱逐出境三年。

三年驱逐期满之后，一心向往革命的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但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的北一辉，无奈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依然寓居上海的北一辉，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主张从下层社会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对日本进行彻底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必须依靠军人，并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倡导由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起了一条“绿色通道”。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崇尚暴力和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而且必需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造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还指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铲除大财阀、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号召下通过军人实施政变推翻现有政权。北一辉还设计了改造行动的具体措施：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并解散国会，在政变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财产数量，个人私有财产不得超过300万日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同时他认为，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对于无视人类共存天道的他国具有开战的权利。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此时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思想上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提出“中国是日本实现振兴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辉又撰写了《维新革命论》一书。看，人家写本书跟喝凉水似的，咱网上发个破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服不行啊！在书文中，北一辉提出，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颇频的暗杀决定。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青年军官。

北一辉的一系列理论在日本青年军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重要派别“皇道派”的基础。他们大部分是中下层的军官甚至士兵，北一辉可以说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领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组织“犹存社”成立。“犹存”两个字取自唐朝名臣魏徵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日本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犹存社”的组织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辉小三岁的大川周明，大川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这位大川周明我们可能更熟悉。因为北一辉死得早，大川却一直坚持到战后，并因在东京大审判时的演出而闻名遐迩。

刚刚成立的“犹存社”派出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去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先驱者北一辉。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旧的烂房子里看到了江湖闻名的大侠北一辉。第一次见到北一辉的大川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北一辉过得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师兄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了大川师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读完了北一辉的前七卷作品。合上书后，大川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么干。”之后，两个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长谈了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前七卷回国。北一辉说，“你们等着我，写完第八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上海完成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加入了“犹存社”。

作为一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被誉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与北一辉的穷困潦倒不同，大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他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晓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讲不同的语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文、周六马来文、周日意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录音机，咱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

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日本最疯狂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周明极力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颇丰”，如《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成为日本之附属国》《论日本国土之扩张对象是中国》《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试论日本是亚洲之主宰者》，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粉饰、卖好的荒谬无耻之作。

与北一辉强调主要依靠青年军官的势力不同，大川周明认为应对内建立军部统治，通过逐渐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实现军部对国家的统治。他的说法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大多数中高层人士的认可，其言论逐渐成为另一大派别的理论基础，这一派就是“统制派”。在近卫文麿任首相期间，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卫的赏识，很快成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

这样，与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和“舰队派”相类似，在日本陆军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政府来控制政权，由天皇实施亲政，依靠军队进行军部独裁统治，实行“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开战。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总瓢把子就是曾任陆相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大”第十九期“首席”的荒木以擅长演讲著称，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所有列强都不在话下！”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时荒木能够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新生入学，因而在青年军官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轻军官聚会的场所。荒木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缜密思想使他俩并列成为“皇道派”的领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陆军将领均属于这一派别。

“皇道派”成员多为那些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严重不满的青年，很多出自野战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认为政党政府是“隔断天皇和民众联系的误国奸臣”，所以要恢复“明治精神”，要“尊皇讨奸”“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恢复“天皇亲政”。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主张毫无组织纪律的恐怖活动。其中一部分人更是主张用发动政变和刺杀大臣的手段达到军事独裁之目的。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这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已经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除了永田铁山之外，属于这一派别的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铣十郎。冈村宁次、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都属于“统制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于是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在对外策略上，“统制派”提倡建立总体战体制，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的准备。“统制派”强调必须联系上层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形容，那么“皇道派”的成员基本属于低层阶级。往往越是下层军官对皇室越关心，他们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纵英才”，事情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的中高层，当然还包括“统制派”提出要联合的那些财阀和政府官僚。随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实质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并利用上层阶级来试图打倒中层阶级，可惜功败垂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国家”，“建立军国主义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只是在具体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而已。

喋血“五一五”

1921年9月28日，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爱国愤青朝日平吾刺杀了四大财阀之一、安田财阀的首脑安田善次郎，揭开了一轮疯狂杀戮的序幕。

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之前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后来朝日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几乎全部持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对社会极度失望的他就此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朝日平吾极度崇拜天皇，他认为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等隔离了天皇和臣民之间的亲密联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刺杀成功之后，朝日平吾自杀，他在自杀前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内中思想与北一辉无异。公众的同情明显在凶手一边，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仅仅两个月后，强烈要求结束国内腐败、年仅19岁的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第一届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

前面提到，由于内阁政府先后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日本海军的规模不断遭到限制，导致海军对政党政治的不满日益加重。特别是后一个条约迫使大量海军军官和水兵退出现役，更引起基层官兵的愤慨。长久集聚起来的怨气，使得海军部分中下层军官开始积极筹划反对政府和财阀的行动，一些人很快与井上日召所带领的“血盟团”搭上了线。

“血盟团”是日本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极端右翼恐怖组织，其创始人是“日莲宗”的僧人井上日召。井上日召同样倡导发起“昭和复兴”，并认为“铲除”政府首脑与财阀人物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他的“血盟团”成员共有14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和在校学生。

井上计划大规模刺杀政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提出的口号是“一人杀一人”，列入其暗杀名单的人员包括若礼次郎、西园寺公望、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床次竹二郎、铃木喜三郎、井上准之助、池田成彬、团琢磨等政界、财界要人20余人，日上试图以此“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军国主义制度。他要求每个“血盟团”成员必须在1932年2月11日前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登基2592周年。

1932年2月9日，之前经常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银行家、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人行道上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击中三枪后毙命。3月5日，第二次谋杀在类似情况下发生。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跨出车门时，“血盟团”团员菱沼五郎用手枪捅了一下他的后背，在他回头时扣动了扳机。团琢磨因为利用经济危机抢购出售美元获取巨额利润而被众人诟病。“血盟团”的暗杀活动在日本高层可谓是风声鹤唳，大恐慌的蔓延使得有些人穿上了避弹衣，有些人开始频繁更换居住场所。

警视厅很快破案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1933年6月，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公开审判。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审判却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宣传资料。比起那些被刺杀的受害者，杀人凶手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同情。在国民的心目中，他们是保护平民、反对暴虐、铲除腐败的勇士。1934年11月，首领井上日召以及直接杀人凶手小沼正、菱沼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分别判处三年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井上日召于第二年就被假释出狱。到了1940年11月，“血盟团”的成员已全部获释。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的若礼次郎内阁倒台，犬养毅受命组阁，出任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

这个犬养毅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怀有善意的日本人。早在20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在自己的家中为孙中山提供了庇护所，辛亥革命时，犬养毅甚至亲自到上海、武昌等地对孙中山表示支持。这一点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有点类似。当年一个叫蒋志清的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时，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这个小蒋后来改名叫蒋介石。

犬养毅和南京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也包括在东北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就曾给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抢走的私人财物，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这封信后来落到军部手里，反而成了犬养毅被杀的罪名之一，那就是“接受敌国要人的贿赂”。

犬养毅担任首相时已是77岁高龄。上任之后的犬养毅，起用理财圣手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同时，新一届内阁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也变得相对温和宽松，对军备的控制却更加严格。在军部的眼里，犬养毅这类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犬养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加上他的执政理念，使他很快成为右翼青年军官刺杀的头号目标。

犬养毅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萱野长知赴上海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试图达成妥协，但他的秘密和谈工作随后被媒体曝光，此举使得军队内部的激进派分子更加怒不可遏。更让军部气愤的是犬养毅内阁对伪满洲国的态度，他们竟然“吃里扒外”，拒绝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老子在前方拼死拼活抢回来的东西，换来的不是奖励却是不承认，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犬养毅对当时一些青年军官的激进做法也备感忧虑。他给陆军长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一下当时军队中的不良风气，同时上奏天皇，建议将30个问题军官免职。这犬养毅也真是老了，不中用，这一消息再次被军部得知。军部对其干涉军队内部事务的做法出离愤怒，认为犬养毅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天皇的“统帅权”。

1932年5月15日，一个晴朗的周日，一切看似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犬养毅在私宅悠闲地休息。他的夫人、秘书和护卫都出门去了，而他本人刚刚接受了一次鼻部治疗。在诊治过程中，犬养毅非常乐观地对医生说：“看来身体没出什么毛病，估计我还能再活100年吧。”

就在犬养毅接受鼻部治疗的同时，两辆出租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住，9名海军军官从车内鱼贯而出，走进了神社。他们恭敬地对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寺庙买来的护身符再次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私宅。

傍晚17时30分左右，这群军人手持枪械，闯入了防卫薄弱的首相私宅。此时的犬养毅并没有惊慌，反而客气地把首先闯入的海军中尉三上卓、山岸宏等人请进了自己的会客室。日本人非常讲“礼貌”，这些军人在进入会客室前，甚至按照客人的礼节将各自的军靴脱下来放在门口。举目无援的犬养毅不断地对这些军官说：“等一下，等一下，有话好说。”此时，海军预备役少尉黑岩勇又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

面对犬养毅几近哀求的“有话好说”之声，不知谁喊了句“不要废话，射击”，然后就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闯入者纷纷将子弹射向那个瘦小的老头儿。

这群军官离开之后，首相家中的女眷才敢奔入会客室查看犬养毅的伤情。此时，鼻中流血的犬养毅意识还很清醒，他对女眷说：“把刚才射击的那些年轻人叫回来，我还有话没说完。”当晚22时左右，犬养毅开始大量吐血，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反而安慰大家：“这只不过是胃出血，你们不用担心！”一个多小时后，23时26分，犬养毅停止了呼吸。

暴徒离开首相私宅后并没有止步，他们随后攻击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住处以及政友会总部等地，对三菱银行以及东京附近的几个变电所投掷了手榴弹。最初的刺杀计划中，还包括正在日本访问的著名英国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在激进派军官眼里，卓别林属于左翼影星。如果把卓别林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大明星、大导演干掉，就会取得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不巧的是，那天卓别林被犬养毅的三儿子犬养健带去看相扑比赛了，侥幸地保住了一条命。

暴动发生后，东京警察厅动员了上万名警察进行围捕。凶手最后搭乘出租车到了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围起来之后束手就擒。

“五一五事件”打出的旗号就是“昭和维新”，希望实现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的又一次“革命”，但其实质不过是军部势力希望代替政党上台而展开的阴谋暗杀活动而已。

事件发生之后，9个杀害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起诉，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在审判前，一份由11万人用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自发签署，他们请求法庭对凶手从宽发落。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9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替死的诚意，他们还随信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9根小手指。

审判过程中，凶手不但不认罪，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大肆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耿耿忠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这看似正义的呼声，更加激起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在民众看来，他们为了“国家大我”，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那些可耻政客和财阀的行动，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武士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对经济形势的失望以及对“腐败”一词的深恶痛绝，使得民众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毅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手持报纸挥舞，集体为凶手加油，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

刺杀犬养毅的凶手中有一人曾经表示遗憾，但随即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在民众的心目中，这些人不是凶手，而是为国献身的勇士和斗士！

随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举行集会，许多东京当地社团、商团组织请愿书，要求“释放凶手，打倒政客”。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压力山大”的法院果然顺从民意，做出了“极宽发落”：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最重刑罚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新闻媒体对杀害首相的凶手关不了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对于“五一五事件”背后的阴谋者来说，这样的重案只有这样的轻判，就是对与军权对抗下的法制与民主政府更进一步的侵蚀，也为之后“二二六事件”更大规模的杀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一五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32年5月26日由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成立了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军部的势力终于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条约的签订，导致浜口首相被刺。九一八事变又导致犬养毅被集体枪杀。之后日本政府逐渐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只能唯军部马首是瞻。斋藤实内阁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

“二二六事件”

军方势力能够顺利抬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社会底层生活上的极端贫困。

这时期在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耕耘土地外，冬季还须进城打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还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一些山区的农民不得不全家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里，那些青年男女进厂做工，尽管工作十分辛苦，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侵略的不断扩大，带给广大民众的不是利益而是生活的日益贫困。

与广大劳苦民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以及政党之间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底层民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同时还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这种社会病态也正是政界、财界高层遭到谋杀而凶手却广受民众同情的根本原因。

上述突出矛盾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时间也最久、最长，并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

既然有派别那就必须有斗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和海军中两大派别的争斗一样，陆军中两派的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由于“统制派”的成员大部分属于地位较高的中高层军官，位高权重，因此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4年1月，在九一八事变中获得“越境将军”称号的林铣十郎，接替“皇道派”总舵主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7月，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至前线作战部队。7月中旬，林铣十郎面告“皇道派”的另一领袖真崎甚三郎，要在8月的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闲职的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甚三郎是“皇道派”的二把手，当时的职务是实权的陆军教育总监。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天皇，别人无权调动。双方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支持林铣十郎，真崎才无奈屈服。

其实林铣十郎罢免真崎是事先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默许。“皇道派”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虽然他们闭口张口不离“皇道”，但裕仁还是对他们的无法无天存有戒心，同时非常不满真崎甚三郎对少壮派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可是“皇道派”的武士可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他们一致认定这都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

随后永田铁山被提升为握有实权的军务局局长。上任后的永田立即开始制订并推行日本全国“统制化”计划。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永田开始频频与政府官僚、财界接触，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联系，并逐渐成为军、政、财这一高层网络的中心人物，能力出众的永田铁山实际上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永田铁山上台之后，就开始和林铣十郎联手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策划政变阴谋的消息，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皇道派”少壮军官把所有矛头直接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陆军中佐来到了东京。他同许多富有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而感到愤慨。相泽找到了永田铁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永田辞职。这一可笑的要求当然遭到永田的断然拒绝，你算什么，你以为你是天皇？当相泽返回福山的部队驻地时，他很快接到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调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服务的调令，彻底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杀永田。他在办完赴任手续后，于8月11日晚再次来到东京。

1935年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先是来到了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杀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

上午9时40分，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永田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相泽刺向永田的第一刀没有刺中，第二刀使永田受了轻伤。永田蹒跚地想夺门出逃，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的相泽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他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永田死死地钉在门板上。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亦无永田”的永田铁山就此毙命。当时因公正在永田办公室的东京宪兵队队长上前阻拦，也负了伤。

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不雅观，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之后他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他已执行了上苍的判决。由于帽子留给永田盖脸用了，他准备到外边再去买顶新帽子，这时闻讯赶来的宪兵围住了他。

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审判。在受审的过程中，相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麾下一名普通军人的神圣职责而已。他提出对国家实施改革，并向所有法庭上的人宣称：“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缩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的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法庭上的相泽似乎换位成了法官一般，公众舆论也依旧偏向杀人者相泽。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怪物，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相泽出现。”

刀劈永田铁山的暴力事件令裕仁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大将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永田的葬礼上，裕仁还特地让宫内省送去了鲜花。1945年，裕仁在皇宫的地下室里召开了决定日本投降的御前会议。与会人员惊讶地发现，天皇地下室的墙壁上挂着一个人的遗像，他就是10年前被相泽刺杀的永田铁山。

“永田事件”之后，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统制派”借1935年12月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将第一师团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几年之后的淞沪会战，正是这个柳川平助率领日本第十军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在国民党军腰眼上插上了一把小匕首，从而导致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全面溃败。

随后，新的命令就来了，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一师团被调往满洲。作为日本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师团又被称为“玉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无异于火上浇油的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皇道派”少壮军官认为公众舆论对相泽三郎的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发动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一师团将在3月之前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核心成员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已经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真崎对矶部来访的意图清清楚楚，但老奸巨猾的他不想惹祸上身，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会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谈主题，就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很穷，也没有多少钱，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日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道：“就这些吗？如果就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事发前曾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满洲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杀政府要员。”得到消息的日本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宪兵队和警视厅认为个别叛乱分子翻不起什么大浪，凭他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从容对付一切突发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牛的确吹大了。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大雪已经厚厚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这是东京54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大雪导致交通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让无法回家的人暂时借宿。

这天深夜，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约瑟夫·格鲁大使正在招待他尊贵的客人。格鲁曾经是罗斯福总统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的夫人就是那位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准将的孙女。他的客人除了刚刚卸任首相并被任命为宫内大臣的斋藤实之外，还有那位大家熟悉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了让大家高兴，格鲁特地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兴致很高的客人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的11时30分。

当斋藤实跨入车门时，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下车的时候，斋藤抬头看了看天空，那雪正下得紧。

斋藤肯定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些雪花，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到来，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很快将被鲜血染红。

在这个大雪纷飞的静谧夜晚，位于皇宫外侧一端的第一师团兵营却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森恐怖。远处一间营房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里面聚集着十几位面容冷峻、如临大敌的陆军军官。一位青年军官忽地从蒲团上站起来开始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我们皇军的精英几十年来为了帝国的神圣事业前仆后继，几次起事都不幸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民众，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如今，我们的行动已为统制派控制的军部所察觉，随时都有移师满洲甚至关押被杀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以改造国家，拯救民众，实现皇道。”说话的是香田清贞陆军大尉。

相比于香田清贞大尉的年少气盛，安藤辉三大尉就显得冷静许多，他慢条斯理地说：“诸位，此次兵变酝酿已久，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周密可行的。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是荒木贞夫大将的忠实信徒，此次起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不成功便成仁。”安藤辉三出身教师世家，表面看上去温文儒雅，却有着刚毅的性格，在士兵中颇有威信。

2月26日清晨4时，陆军第一师团的千余名士兵被他们的长官从热被窝中叫起。士兵对长官的密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要进行一次夜间雪中演习呢。只有几个人被告知当天将要杀人。

“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死。”栗原安秀中尉冷冷地对一等兵仓友音吉说。

闻听此言，仓友大吃一惊，但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长官，我愿意去死。”

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约1500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取走了步枪、机枪、手雷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那些“天皇周围的坏人”。

行动共分六个小组，各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香田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负责占领警视厅，让那些警察失去指挥。其他四组则分别刺杀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宫内大臣斋藤实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责刺杀宫内大臣的凶手得手后，第二个目标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其他两组也将赶到市郊，分别干掉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举国尊敬的唯一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

负责击杀首相冈田启介的部队由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约300人。早上5时，到达首相官邸之后，他们与守卫官邸的警察发生了枪战。很快，4名警察全被击毙，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

早上5时前不久，首相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已经听到了外边的枪声。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名字，在日本投降之前，他还要出场并有重要的戏份。迫水和冈田的关系很特殊，工作上他是首相的秘书，生活上他是冈田的女婿，同时冈田的夫人又是他的姑妈——也真够乱的。

迫水马上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警视厅电话里回答说增援的人马已经出发。别看这些警察平时对老百姓横行霸道、吆五喝六怪威风的，但是遇见真正的野战部队就立即拉稀，警察增援部队很快被叛军击退。当迫水再一次给警视厅打电话时，“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一个声音回答说，大约有500名叛军已经占领了警视厅大楼，老窝都被端了。

迫水挂断电话，接着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长局促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对不起，秘书先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水气得啪一声把电话摔在地上。

枪声也同样惊醒了首相的另一位老秘书、61岁的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他同时也是首相的妹夫。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时，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冈田启介首相已经吓瘫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他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把冈田推进了浴室。

冈田在浴室里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声“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的缝隙望出去，只见他的妹夫紧靠屋墙站着。“向他开枪！”一位指挥官喊道，但士兵似乎还在犹豫，指挥官接着吼道：“你们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到满洲去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到满洲以后怎么办？”枪声随即响起。高呼“天皇万岁”的松尾随后便倒在了台阶上，血像泉水般喷在雪地上，格外耀眼。怕松尾没死透，他们又朝松尾的胸口和鼻梁上补了两枪。

这个松尾大佐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的老岳父。事变结束后，迫水告诉松尾夫人，松尾为了搭救冈田首相而被叛军打死，本来就出身武士世家的松尾夫人谦和地说：“我丈夫能够效劳，未亡人非常欣慰。”

栗原在卧室中找到了一张冈田的照片，跪在尸体前，拿照片同松尾的脸仔细核对之后，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冈田。”士兵开始高呼“万岁”，把松尾的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张薄薄的垫褥上。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帮助下，大难不死的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成吊唁人员，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成功逃脱。

袭击宫内大臣斋藤实的小组约200人，由长坂井直中尉指挥。这位78岁的海军大将头天晚上刚携夫人出席了格鲁大使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斋藤还在酣睡之中。破门而入的政变军人被斋藤实的夫人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夫人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得手的凶手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呼啸而去。

早上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接任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的渡边锭太郎大将。叛乱分子认为，作为“统制派”头目的渡边必须铲除，也为他们的偶像真崎甚三郎出口恶气。

渡边的住宅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锭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竟然拿起手枪勇敢地向叛军还击。自不量力的他很快被机枪打成马蜂窝，随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叛军会合。

曾经出任过八届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是日本有名的理财圣手。早在日俄战争期间，高桥在伦敦六次成功募集公债，成为日军最终取胜的大功臣。高桥因为多次削减军费而被军方诟病，还在接替原敬的短暂首相任期内批准了华盛顿条约，在这些少壮派军人眼里，高桥死八回都不够。担任袭击高桥是清的，是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约120人组成的小组。晨5时，当叛军冲进高桥卧室的时候，死到临头的高桥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中桥中尉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喊道：“天诛！”醒过来的高桥毫无惧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并大声说：“白痴！”中桥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了扳机，把全部子弹射向高桥。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朝高桥砍去，用力之猛使得军刀透过高桥所穿的棉衣，砍断了右臂。接着，他又把刀刺进高桥腹部，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已经82岁的高桥当场气绝身亡。

在毗连卧室中的高桥夫人冲了过来，一眼瞥见肚子被捅破，内脏都流了一地的丈夫，便放声痛哭起来。日本人不愧为“非常讲究礼仪”的民族，当中桥中尉用肩膀挤过聚集在走廊上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一群仆人时，还彬彬有礼地对他们道歉：“对不起，真是打扰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叛军认为与英、美狼狈为奸的天皇侍从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击杀铃木贯太郎的小组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总数约350人。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了铃木的住处。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第一小队直接突入院内，第二小队则位于大门口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一位女佣早已叫醒了年迈的海军大将。铃木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却怎么也找不着，走出储藏室的铃木很快被20多把刺刀团团逼住。一位士兵上前一步，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铃木说“是的”，并举手要大家镇静：“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周围还是一片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个拿手枪的人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自知活命无望的铃木坦率地答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开枪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发子弹打中心窝。铃木倒下去时仍清醒，他的头部和肩部又挨了几枪。他听到有人喊“再补一枪”，铃木感到一把手枪冰冷的枪口抵上了他的咽喉，接着他听见夫人在喊，“别再打了，对一个老人你们也这样下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铃木的夫人鹰子是日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裕仁天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在裕仁眼里是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这伙士兵没人敢对她动手。就在此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持手枪的人问：“要补一枪吗？”

两年前，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所谓的改革纲领，铃木大将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的论点，因此，安藤虽然很不高兴，但内心中还是很钦佩他。此时，安藤也感觉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再补一枪实在是太残忍了，于是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于是，大家都跪在躺在地上的海军大将身旁，举枪致敬。

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起立出发。然后他转身向铃木夫人，道：“您是夫人吗？”鹰子点了点头。“我曾听很多人说起您，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安藤说，“我们对将军本人并没有恶意，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将军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文明礼貌”的好青年啊！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着惊艳表现的铃木大将，一生曾经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867年，明治政府军和幕府军的伏见鸟羽之战时，大阪弹药库发生连环爆炸，震坏了铃木家的门窗，刚出生没多久的铃木险些丧命。3岁时，他随家人去江户，差点被一匹受惊的马踢死。后来一次钓鱼时，又差点被鱼拖入河中淹死。在海军服役时，他曾在夜航中掉入大海，后奇迹般生还。这次看来，是真没得救了。

但是奇迹再次出现。安藤没有想到，人称“不死之鬼贯”的铃木哪里那么容易就死？几天之后，铃木再次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也必须抢救过来，要不怎么成为决定日本投降的终战首相呢？！

被刺杀的对象无疑都是老人。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已经75岁，他是前面提到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是他的女婿。激进分子认为他也是实施“昭和维新”的大障碍，必须及时除掉。当时牧野住在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河野寿大尉组成的8人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当时牧野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奋起反抗，打死了一名军官，士兵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从宾馆跑出来。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宝贵时间，牧野伸显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溜出了旅馆后门。

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块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旅馆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峭壁，把和子和牧野都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借助火光举起了枪。在呼啸的枪弹之中，和子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毅然挡在了外祖父身前。一个叛乱分子也许是被她的英勇行为感动，喊了一声“打中啦”，便说服其余同伴一起离开。

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时代仅存的一位元老，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都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本来就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下毒手，看到部下也都不太情愿，便擅自取消了这一行动。当地警方听说首都发生叛乱后，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

负责封锁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官邸的是由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的小组。叛乱的核心人物矶部浅一、香田清贞等也随这一小组行动，准备与陆军机关的首脑进行谈判。这支部队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立即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会谈。

被占领的参谋本部上午还真来了一个上班的人，那就是咱们熟悉的陆军大佐石原莞尔。一群叛军士兵冲进石原的办公室，有人认出了他，领头的军官听说面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石原莞尔时，立即收起手枪向石原鞠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我一生的荣幸，请大佐加油！”然后带领手下集体敬礼，向后转身走了。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就在皇宫正门的旁边，攻占警视厅的小组有500人左右。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随时突入皇宫。26日晨4时30分，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的这支最大的队伍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的所有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求其立即停止一切救援行动。

2月26日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叛乱分子约1500人的部队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政变军人还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所有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临时指挥部。

他们还占领了东京最大的五家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尊王义军”“七生报国”等标语。在他们散发给记者的资料上这样写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叛军勒令关闭所有影剧院及其他所有娱乐场所，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月26日早上6时30分，叛军代表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陆军大臣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一群年轻人开始像训孙子一样教训已经58岁的陆军大臣，提出了他们的具体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国是。同时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叛军部队山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了得！

对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大巨头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因病不在东京——就是在东京也因为是皇族基本挂名不管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刚被激进分子杀死，连头都被割走了。此时，陆军最高领导人就只有川岛义之一人能够出面应对。继林铣十郎之后，刚刚于9月5日接任陆军大臣的川岛义之本来就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加上既不是“皇道派”，也不属于“统治派”，因此作为两派均可接受的人物，才被扶上来当傀儡大臣的。

外边闹得一塌糊涂，皇宫里边当然也不会消停。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得到了消息，迅速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并向天皇简要汇报了所能了解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囔着“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新消息零零星星不断传来。早上6时，已经吓得脸无血色的本庄繁再次进来禀报天皇，首相、大藏大臣、宫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遭到袭击，至今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尽快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下令镇压叛乱，不仅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那些叛乱军人，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是叛乱活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终于获准进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姑念起事者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万望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刚刚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大声训斥道：“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的作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佐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实际上是由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操纵。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叛乱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绝不撤兵。

对于“皇道派”发起的叛乱，“统制派”的军官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苦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而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不太情愿的陆军只好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驻外的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梅津美治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均表示了坚决镇压的决心。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陆军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中将主持。对该事件的发生，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指挥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由于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迅疾将指挥机关转移到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

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次长入宫觐见天皇，明确得到了镇压的许可。回到宪兵司令部临时办公地点的杉山元随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一、参加起事的部队须立即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二、调驻东京及周边的部队进京平叛。

随即第一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四十九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五十七联队、驻东京东郊的战车第二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的第十四师团三个步兵大队等部队于当天先后向东京进发。2月28日，驻仙台的第二师团一部与第十四师团一部也奉命进入东京。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3000人。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海军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朗，表现堪称积极。由于被袭击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在海军中享受崇高威望的前辈大将，至今还生死不明，所以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宣布武力平叛。

2月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海军中将向正在演习的舰队发布了紧急命令：为了实施武力平叛，第一舰队立即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也就是声称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的丰田副武，可算逮住了攻击陆军的大好机会，立即跳起来咆哮道：“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海军来动手！”

2月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海军中将麾下的第一水雷战队已经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并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危险，海军省办公楼前也摆上了一地的高压水枪。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岸上重要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他们还打算把天皇接到军舰上，以免受到陆军叛兵的挟持。由于表现积极，高桥三吉和米内光政在之后不久就被晋升为海军大将。

27日一大早，联合舰队核心主力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京湾，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纷纷调转炮口，直指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406毫米巨炮对准的正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上午9时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但开进东京湾的军舰毕竟没有长腿，不能直接驶进皇宫扔块板让天皇上来，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在焦急不安中度过。对于陆军的迟迟按兵不动，皇宫内愤怒的天皇隔一段就召见一次本庄繁，连声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繁只能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裕仁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前往平叛，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自有他的道理，外边已经有更坏的消息传进宫来。他的亲弟弟、在陆军第八师团担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前往东京。秩父宫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历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要是他公开站到了叛军那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门外那帮叛军要是再有了精神领袖，形势将更加不可控制。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立即派出东京大学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亲王。平泉澄前在上越线水上车站登上了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老师的话一言不发。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皇宫，彻底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此情景的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裕仁总算松了一口大气。

2月28日，在天皇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陆军终于下定了镇压的决心。参谋次长杉山元在天皇的授意下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叛军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一师团。

29日上午，“皇道派”两大巨头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均遭拒绝。已经出任戒严部队参谋的石原莞尔直接将两名陆军大将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戒严司令官香椎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

东京街头平叛部队的坦克上已经装上了高音喇叭，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了一个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字标语，上书“敕令已颁，勿抗军旗”。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广播了一份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而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到原部队去吧。”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此时在严冬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早已疲惫不堪，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本来已经士气消沉的官兵面面相觑，大家谁都想等待别人先行动。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千余人的队伍开始出现骚动。有人主张抵抗到底，有人主张自决。到上午10时左右，叛军队伍开始瓦解，35名士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随后，一队一队的士兵纷纷离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中午时分，除了在陆军省和山王饭店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了所属部队。下午14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终于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最后，剩余的叛军首领18人仍待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平叛部队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去攻打或逮捕他们，目的是留给这些人一个展示武士道精神的机会。荒木贞夫要求他们切腹自杀以谢罪天皇。

但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最后决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有野中四郎大尉拒绝投降，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30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字后切腹自杀。

其余人员则在傍晚18时被宪兵队拘捕，随后被集中到陆军省大院。负责看押这些人的就是“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冈村预想并期待这些人自杀谢罪，已让医院的护士准备好了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随时备用。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陆军吸取了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不公开的军法审判，也不设辩护律师，同时宣布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地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人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并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

宣布死刑的除了17人，还包括并没有直接参加叛乱的两个人，那就是在幕后策划的大思想家北一辉以及砍杀永田铁山的大剑客相泽三郎。其余的士兵则被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而已。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

7月12日，包括北一辉在内13名军官和4名文官被绑在行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俄国人打败我们！”

枪响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三呼“天皇万岁”。

真正走上毁灭之路

“二二六事件”之后，之前早已风雨飘摇的冈田启介内阁寿终正寝。

旧的去了，新的要来，继任首相的候选人初步选定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近卫文麿。近卫文麿出身显赫的贵族世家，在日本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颇受天皇顾问西园寺公望的赏识，出任首相按说应该是水到渠成。但年龄不大的近卫却是个老滑头，他考虑到当时陆军内部争斗剧烈，“二二六事件”留下的烂摊子也很棘手，因而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

西园寺公望无奈只好推出了第二人选，那就是在1935年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的广田弘毅。广田弘毅之前两次出任外务大臣时就曾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理论上应该能为军部所接受。“二二六事件”时，首相冈田和藏相高桥等多名重臣都成为叛军袭击的目标，只有广田安然无恙。为此颇为得意的广田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叙述：“军队就像一匹未经驯化的野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就会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侧面跳上马背去驾驭它，同时还要让他继续往前奔跑。”后来的事实证明，广田的这一番言论基本与放屁无异。他像孙子一样被军部左右，正是从广田开始，政府完全变成了军部的附庸。

西园寺还考虑到广田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可以妥善解决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于是西园寺就委托近卫文麿去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风光无限，但此时日本国内局面错综复杂，尤其是前边已经有超过一把手指头的首相被暗杀甚至明杀，内阁首相已经成为一个高危的职业，广田当然也不会情愿去冒风险，因而他以“能力有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对广田，西园寺可没有那么客气，强烈要求广田出马，最后广田不得不受命组阁。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入宫觐见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

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陆军推荐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军大臣，同时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广田提出让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员入阁，甚至还想让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立即遭到军部的断然拒绝。广田无奈只好将原来选定的吉田茂等四人排除在内阁之外，自己兼任了外务大臣。折腾了四天，直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这还仅仅是开始。军部马上得寸进尺地提出，恢复之前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制度曾经在1913年被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任首相废除，将担任陆海军大臣的资格从“现役武官”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武官”也行，这一举措甚至被当作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实山本权兵卫并没有那么伟大，第一次以海军将领身份出任首相的山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怕陆军利用这一制度跟自己捣蛋而已。现在军部提出恢复这一制度的理由是，鉴于“二二六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必须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的对抗，“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

话说得实在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但是谁都明白，军部不过是要通过这个制度的恢复实现陆军大臣对政治的全面干预，并以此为手段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

迫于军部压力的广田再次接受了陆军的要求。1936年5月18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了昭和政治的中央舞台，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接下来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统制派”开始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军人事”。在军界、政界、财界颇得人缘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马上担负起“肃军”的重任。这个寺内寿一出身名门，属于陆军中的强硬派人物，和其父寺内正毅是日本陆军中唯一的一对父子元帅。寺内以善于快刀斩乱麻和胆大包天著称。早在1933年任大阪陆军第四师团师团长时，由于其属下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与交通警察发生冲突，寺内就以“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为名，毅然决然地带领广大师团官兵捣毁了大阪警察署，举国震惊，寺内反而落了个爱护士兵的美名。

这次人事变动涉及的陆军军官多达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阿部信行、西义一，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被解职，陆军一下子炒了8名大将的鱿鱼。类似于海军“舰队派”对“条约派”实施的“大角清洗”，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一大批“统制派”骨干意气风发走上前台：杉山元出任了陆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出任参谋次长，梅津美治郎担任了陆军省次官。至此，“统制派”真正一统江湖，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所积极追求“实施军部独裁”的宏伟目标在政变失败后也同样得以实现，因为“统制派”的目标和他们相同，只是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可谓殊途同归。“皇道派”那些政变军官如果看到“统制派”同样很快就牢牢掌握了国家大权，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得势的军部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此时，石原莞尔已经升任参谋本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部长，石原立即主导制定陆军的“国防政策大纲”。“国防政策大纲”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的军事战略。

陆军的意见，海军看都不用看肯定要反对。北进对苏联大部分是陆上作战，海军只能承担护航、运兵等次要任务，也就是只能当陆军的配角。海军马上针锋相对地拟定自己的“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英国和美国列为主要假想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让广田无所适从。两家都很牛，谁也得罪不起。被逼无奈的广田只好再次拿出和稀泥的本事。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国策纲要”。“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基本国策纲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方针。这也充分说明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和外交政策中。“南北并进”的猪头战略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日本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支付庞大的军事预算。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又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政权，从中国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

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陆军制订五年扩军计划，准备充实空军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订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发展对外贸易等统统纳入战争体系进行备战。

在随后1937年的财政预算中，用于陆海军扩军备战的资金达到了30.4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7亿日元，这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费用。广田内阁的经济政策因此被称作“亲军部财政”。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储备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可以说，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又联合海军大臣永野修身等人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庶政一新”改革方案，重点在于“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实施军事独裁开路。

但以上所有的罪过加起来，都比不过马上提到的这一个。为了寻求对外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持，迫于军方压力的广田弘毅开始努力倡导加强与德国的联系。为了不刺激英、美、法诸国，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迈出了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第一步。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自由派人士吉田茂在听到协定签订后说了一句话，“日本离战争只有一里路了”。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一协定不是以负责外交的外务省而是由参谋本部策划来进行的，到了最后要签约的时候外务省才出面。这一协定也成为广田最后走上绞刑架的死刑判决书。日德协定虽然表示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但对此发出“友好信息”的仅有意大利而已，就连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称“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

为了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推行军国主义服务的法律法规。军部还强烈要求进行“议会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削弱议会权力来彻底否定政党政治，以天皇名义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制取而代之。

政党方面对军部左右内阁的现状早已感到强烈不满，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一些政党人士也被迫进行防守反击。1937年1月21日，政友会69岁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他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滨田一下台，坐在阁僚席上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就立即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反驳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侮辱军人的言辞，我对此深表遗憾。”得到议员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听罢，立即再次登台，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滨田岂肯服输，他再次大步跨上讲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剖腹！”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剖，要不议会变屠宰场了。

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他的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寺内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已经失去了作为傀儡的利用价值。同一天，广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政党与军部的尖锐矛盾而提出总辞。

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宇垣一成担任首相。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任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宇垣军缩”，一下子裁掉了陆军的4个师团共16个联队，彻底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于是坚决反对由宇垣组阁。宇垣还没到东京，陆军就派出东京宪兵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将在进京的必由之路多摩川六乡桥上劝阻宇垣放弃，但执拗的宇垣还是到了东京。这次跳出来的就是刚刚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莞尔，石原的武器就是广田弘毅刚刚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石原莞尔串通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陆军大臣参加内阁。被点中死穴的宇垣一成只好背起行李卷重新回家。

宇垣组阁失败，下一个就轮到了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但短命的林铣内阁只维持了4个月就再次总辞。1937年6月4日，时年46岁、被称为“青年宰相”的近卫文麿终于走上前台。

一个月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第七章 中国全面抗战

步步紧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吞并了东三省，不过这仅仅才是开始。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很快就提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曾有“热河为满洲之一部分”之类的表述，并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归附伪满洲国为由积极筹备侵占热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上突然响起一连串猛烈的爆炸声。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立即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离。1月2日上午，日本第八师团3000多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所部守军两个营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1月3日上午，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战至下午15时，日军的膏药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2月11日，蒋介石派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陈词，“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也绝不签订城下之盟”。张学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方能救亡图存”，全国上下闻讯，精神为之一振。

2月底，日本关东军以满洲伪军开路从通辽、锦州、绥中分三路入侵热河。日军第六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开鲁、赤峰发起攻击。第五军团汤玉麟驻守开鲁的骑兵第七旅随即叛变投敌。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盗孙殿英，表现差强人意，率第四十一军在赤峰驻守七天七夜之后方才撤退。赤峰、开鲁相继沦陷。2月26日，日军进占朝阳，中方再次不战而退。3月2日，日军进入凌源。3月3日，日军逼近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但不积极组织防务，还征集大量汽车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迅速逃离。3月4日下午，日第八师团骑兵第八联队128名骑兵乘隙攻陷承德，热河省1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伪满洲国，汉奸张海鹏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任命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兼热河省长。

热河沦陷使早已被全国人民骂成猪头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之中，张学良被迫于3月11日“含恨”通电下野。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接替张学良指挥北方战事。

占领热河后的日军随即南下，向长城各关隘挺进。何应钦根据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沿长城线布防，分别以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第十七军徐庭瑶、第三十二军商震、第三十五军傅作义以及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长城各关口防务，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初看国民党军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线仍显孱弱，且互相之间缺乏有效配合，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等要塞的进攻。自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持续了将近3个月，中方防线被日军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滦县、密云、遵化等22县被日军侵占，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半包围态势，北平城开始出现混乱，故宫文物已被分批南运。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18352人的伤亡代价，日军损失约2400人。

长城抗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考虑此时完全占领华北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否决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下的意见，敌我双方于1933年5月25日停战，进入对峙状态。当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

日军的谈判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冈村宁次，冈村根本不给何应钦说话的机会就率先抛出了日军草拟的停战协定，同时说明这是日方的最后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冈村此处学习了他的老前辈伊藤博文，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只能回答“是”与“否”两个字，否则兵戎相见。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今后不得越过该线。此举等于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事实，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特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適博士为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第三十五军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接受邀请的胡博士慨然允诺，他第一次用白话文为那些逝去的英灵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刻好，傅作义就接到了来自北平何应钦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标志。无奈的傅作义只好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一个百米运动员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刘长春。他在运动会上跑出了10秒7的百米成绩，这一纪录保持了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运动会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了即席演讲：“诸位有家可以回去，而我们只能四处漂流。我热切希望下一次全运会在沈阳举行，恢复我东北河山颜色。”全场观众无不泪流满面，四处响起了愤怒的呐喊：“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身中四弹的胡汉奸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振报》汉奸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内被枪杀，身上还藏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的密信。两人被杀构成了当时有名的“胡白被杀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驻屯军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可是进一步侵略华北的难得机遇，日军立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边还没按住葫芦，那边瓢又起来了。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抗日武装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队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待命，其意图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决的蛮横姿态。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递交了梅津美治郎拟定的“备忘录”，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机构撤出华北。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也要撤出河北，罢免对日态度强硬的河北省省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人。

事关重大，何应钦只好一边与日方交涉，一边向蒋介石报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脱掉放在谈判桌上，盘腿坐在椅子上，不时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立即按照日方拟定的条约签字。随后，酒井隆甚至使出类似流氓无赖的手段，骂骂咧咧地走到院子里解开裤带，不避众人地当院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亲自回南京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省主席。随后，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出“外交人员”对东北的伪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伪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外交人员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的下一步挑衅行动就碰上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作绥远。

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内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侵占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窜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内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直接扶持内蒙古的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936年10月，关东军制订了详细的侵绥计划。曾经策划引发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绥远军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吓就跑，绥远指日可下。”但田中失算了，这次他遇到的不是败家的张大少爷，而是百战名将傅作义。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同时在军事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傅作义预料到日军很可能大举入侵绥远，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汇报。绥远的得失对山西影响极大，一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阎锡山也表现出难得的热情。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

参战主力部队由傅作义起家的第三十五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这个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后来平津战役中在末任军长郭景云的带领下被华北第三兵团全歼于新保安。

11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绥远，傅作义率各部顽强抵抗，开战之初国民党军就通过拉锯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追击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复百灵庙，缴获敌军大量军械物资，之后再胜利收复锡拉木楞庙，侵绥日伪军土崩瓦解。至此，绥远抗战中国取得完胜。

战争期间，11月20日，一直坚持对华谨慎作战的石原莞尔曾飞到现场试图阻止战事的扩大，立即遭到了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的抢白：“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而已，有什么不对吗？”无言以对的石原只好悻悻离开。

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侵略方面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北平、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民众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音乐家吕骥特地创作了《第三十五军军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尔前往绥远前线为参战官兵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个月，第三十五军接到各方捐赠的钱款就达到20多万元。面对此情此景，傅作义表示，为国家而战乃军人之天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在于军人敢于牺牲，而在于全国人心不死”。

各地方实力派也因绥远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并请求将桂系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父遗嘱以其继母的名义将87万元的遗产捐给了绥远前线。消息传到西安，压抑已久的东北军将士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他们找到张学良痛哭流涕：“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绥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国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一切也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学良。

此前，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又成功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形成“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在南京国民政府、苏俄等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随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让内战基本停止，使得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不掩功，张学良此举可谓厥功至伟。

在绥远铩羽而归的日本并不会就此罢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卢沟桥事变

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10万人。当时第二十九军主要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一直是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的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产党的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还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遭到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神秘“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中尉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要作为主角出场。

那名失踪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可日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准备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随后的诺门坎战役中出场并被打成筛子。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拒绝了日军进程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时23分，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名日军。

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死不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国民党军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时54分，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时30分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持久战，这将导致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实施伪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风险太大，绝非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日本第一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战争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要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就不叫扩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动干掉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时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对扩大作战尽快做出决断。日本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觉得和那些大人物辩论耽误工夫，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闲院宫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主事。7月8日18时42分，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干扰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订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军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他们绝对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因为打美国打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的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两军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连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都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让白崇禧马上赶赴庐山听候蒋委员长随时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得确实不错。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7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时，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日本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订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以对付第二十九军的10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只好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人表示了担忧。

随后在14时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文麿和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计划。

7月11日18时35分，参谋总长闲宫院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及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时30分，“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他指出，“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的话更具威胁，“如果中国胆敢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慢条斯理地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东乐陵老家，去往危机四伏的北平。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贫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霸占。作为中国人，他自然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让给蒋介石。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二十九军内部分歧较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张自忠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达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所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和谈。宋哲元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我们绝不抵抗，对南京我们会极力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一、第十一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朝鲜军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迅速集结，试图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10天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引用。在这篇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二十九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7月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三十七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明白，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做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目前紧张的气氛，真是刺刀不到脸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时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干吗去啦？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悲痛。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汉奸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时，驻守天津第三十八师官兵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丰，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二十九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

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过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当时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咱们也有战略家

除了爱好军事、历史和围棋之外，老酒还自诩为“金丝”。对于金庸先生的15部武侠名作，老酒多的看过50多遍，少的也不下20遍。《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在与名门正派对决之前，说出了自己“三个半”佩服和“三个半”不佩服的人物。故事情节不再赘述，老酒一直纳闷的是，金大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个半”而不是三个、四个或者四个半呢？

回到正题。石原莞尔是日本少有的战略家，他早已看出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将把日本带向最终的毁灭。因为他清楚，以日本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中日之战注定了是持久战。在当时日军举国感染“战争狂热症”的环境里，石原无疑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但是在中国，有一个战略家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将中之将、帅中之帅”的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其名字出自《周易·震卦》的“震惊百里”，又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等。他绝对属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传奇人物之一。

13岁就丧父的蒋百里家庭贫苦，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教室外去偷听。倪勤叔见此子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破例将蒋百里收为免费弟子。过目不忘的蒋百里很快就成为闻名乡里的“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之处，每每放声痛哭，泪如雨下，遂立誓此生为国效命。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1900年，蒋百里到杭州求是书院（今天浙江大学前身）深造。

和当时众多的爱国青年一样，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就读的就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期间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蒋百里最后以步兵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初出茅庐的蒋百里已经显示出良好的军事潜质。

这世界上最让人气愤的事，就是有本事的人干啥成啥，像老酒这样的窝囊废，干啥啥不成。一开始蒋百里为人所熟知，并不是因为其军事才能，而是他出色的文化素质。蒋百里留学日本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数千人之众，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亲自组织了“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由蒋百里创办的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不但积极给该刊物投稿，还把每期都寄给国内的亲友学习阅读。连在上海坐牢的章太炎都是该刊的积极撰稿者之一。除了编辑刊物，蒋百里还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在刊物上连续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连载文章，宣扬提倡民主革命、民族精神。蒋立论独到、条理清晰的文笔颇似大文豪梁启超，而他倾向于革命的观点又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因此更受进步青年的青睐。1920年，他在国内主编了《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在北京发起成立，发起人中除了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等大腕，以军事立身的蒋百里也赫然位列其中。1923年，他又同胡適、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月社”。

1921年，蒋百里将之前赴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看了此书，非常激动，下笔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竟一口气写了50000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

梁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之前的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也算是民国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1906年9月，清廷遴选青年军官赴德国深造，刚回国不久的蒋百里再次被选中。学习期间，蒋百里曾出任德军第四军实习连长，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博得了德国同行的广泛赞誉。当时德国的兴登堡上将破例召见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青年并与之长谈。送别时兴登堡曾感慨：“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或许就应在你身上吧。”

1910年，蒋百里学成回国。1912年10月，袁世凯创办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我们今天印象最深的似乎是黄埔军校，但是请大家注意，黄埔军校的大部分教官都出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6500余人中，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1600多名。蒋百里以陆军少将军衔出任军校校长。我们来粗略看一下那些曾经是蒋百里学生的人员名单：李济深、叶挺、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黄绍竑、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陶峙岳、唐生智、罗卓英、白崇禧、刘峙、薛岳等。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就知道这所学校当时有多么牛。

1915年，袁世凯称帝，深受袁世凯之恩的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护国讨袁”。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1917年，蒋百里出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均成为军校教辅。冯玉祥是蒋百里的好朋友，在军中办教育班时经常借口“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就也有“蒋方震曰”。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担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后因吴不“讨奉”而愤然辞职，去上海投靠了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因唐兵败而入狱。但碍于蒋百里名气太大，蒋介石也真没敢把他怎么样，稍后两人达成和解。

当时中国流行一句名言，“女交林徽因，男交蒋百里”，名人蒋百里可谓粉丝众多。据说就在他坐牢期间，著名记者陶菊隐前去采访蒋百里，刚说了几句，外面就闯进来一个背着铺盖的年轻人，“福叔，我要陪你坐牢”。这个人就是“我挥一挥衣袖，只带着一卷铺盖”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对大他14岁的蒋百里推崇备至并尊之为“福叔”。消息传出后，“新月社”的文学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一起坐牢”竟成了最有面子的事情，蒋介石哪里还敢杀他？

作为战略家，蒋百里一直密切关注着世界军事的发展和日本的侵华动向。1923年，他就预见日本必然侵略中国，中日之战迟早不可避免，并呼吁当局积极备战。1935年，他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出访归来之后，他指出未来战争将向“立体化”转移，倡议平衡发展陆、海、空三军，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难得的是，陆军出身的蒋百里着重提出了空军建设的构想。

有一则逸事。说是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朋友曹聚仁一帮人在上海法租界一家咖啡厅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对众人说，六天以后，也就是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达上海。大家惊讶地问原因何在。他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昨天晋谒了天皇。大家就问，这跟一个师团6天后到上海有什么必然联系？蒋百里就指出，荒木进宫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当时的运输补给能力以及长崎到上海的路程，估计6天之后的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果然，在2月7日早上，日军参加淞沪抗战的援军第九师团在植田谦吉的率领下到达上海。

在西安事变中，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10多名军政大员同被羁留。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选中担任与蒋介石之间调解的人，就是声望颇高的无党派人士蒋百里。后来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详细叙述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1937年初，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奔波万里。而后接受蒋介石委托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国军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了著名的军事巨作《国防论》，提出了其对日作战的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对日作战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区来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在上海出击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传统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和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最后发起反攻决战。《国防论》的影响甚至远及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来阐述战局。

蒋百里在讨论中日问题时，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贫穷的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它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只要占领了这些关键区域，它就打不下去了。而中国是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农业国，你根本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有利条件。

蒋百里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三阳”，即襄阳、衡阳和老酒的家乡洛阳。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也印证了其判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郭化若的信中说：“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既然能够提出名字来，说明毛泽东之前肯定阅读过《国防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后来这些讲话整理成了一本书，叫“论持久战”，1938年7月1日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正式发表，同样成为指导中国军民抗日的纲领性文献。

即使是国民党人也对《论持久战》推崇有加。白崇禧在任桂林行营主任时曾号召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该书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现在公允而论，《国防论》与《论持久战》都是中国战胜侵略者的重要理论武器。真应了那句中国的名言，“英雄所见略同”。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击之下，节节败退。蒋百里再次发表《抗战基本观念》，断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他在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之后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事实上，中国抗战的进程也如他预料的。蒋百里预测，在徐州一带，中国军队将和日军有一场大型作战，后来，这里就有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1943年5月到6月，中国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保卫战，就是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预言的中国对日战争中由守转攻的战略要点，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正如蒋百里所料，八年抗战中，日军的进攻路线恰似按照蒋百里的事先安排，老老实实地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在战略上，蒋百里早已预言，日军的失败早在侵略中国时就已经注定，这一点与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

可惜的是，为中国规划了抗战未来前景的蒋百里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因操劳过度，于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之后就地殓葬，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当时的社会名流黄炎培、邵力子、张宗祥、章士钊等纷纷作诗以为祭奠，蒋介石亲临主祭。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之后，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告先生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在3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蒋百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军事顾问，颠沛于诸侯之间，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蒋百里排名第一，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杨杰排名第二，“小诸葛”白崇禧排名第三，剩下那半个就是做了11年“霸王”参谋次长的刘斐。还有一种说法，这半个是刘伯承，时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因为少了一只眼睛，只能算半个。

蒋百里的三女儿，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钢琴家、歌唱家蒋英，蒋英的丈夫更加有名，他就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

他有一个表侄女，曾经有无数少女被她的作品折腾得死去活来，他这个表侄女叫琼瑶。

他还有一个远房侄儿，老酒曾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金庸。

任我行提到那“三个半”，其灵感是否就来自那“三个半军事家”？

金大师尚健在，能解惑否？

实力悬殊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曾被西方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尽管大小内战连绵不断，期间还发生了与日本的几次局部战争，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战后，1951年9月19日，美国将军魏德迈就曾经在国会上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尽管今天对于蒋介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都远远大于日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但双方的国力和特别是战力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拿开战前1937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就会明白，蒋介石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是9.9%，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80%，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名列前茅。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算上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国工业产值也仅仅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业。我们知道，现代化战争所凭借的除了国民经济总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几个主要工业数据的对比。

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700万吨。

铜产量日本87000吨，中国700吨。

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3100吨。

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该年度日本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达到了22.3亿日元，占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量的61.7%，比1936年增长了两倍以上。日本已经具备了年生产各型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的生产能力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要。

反观中国的军事工业还基本停留在原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经办洋务时代的水平。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基本没有，飞机和舰船尽管能够生产，但是所有原材料和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自己能生产的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其生产能力及数量连正常的训练都不能满足，更不要说去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求了。

在战争开始的1937年7月，日本一线战斗兵员199.7万人，可调用的总兵员为448.1万人。除日本国内的11个师团之外，其余还包括关东军、朝鲜军、驻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等多支武装打击力量。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陆军一直采用的是“师团”编制。一个甲级师团的兵力包括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还包括通信、卫生以及少量的后勤部队。在步兵旅团以下设两个步兵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下设四个步兵中队。这样一个师团的步兵数量就是48个步兵中队。平时一个日军师团的人数约15000人，战时则远超过20000人。后来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日军后扩充的所谓乙级师团很多采取三联队制度，人员、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最初的那些甲级师团，但是差距并不很大。

前边提到，日军陆军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以类似对应中国或西方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但普遍要稍稍大于这些单位。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叫“支队”，往往是为了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而临时组织命名的作战单位。支队的规模可大可小，多则上万人，少则数百人，但最大不会超过一个师团的规模。支队往往以支队长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一木清直为支队长的支队就简称为“一木支队”，东海林俊成率领的支队就简称为“东海林支队”。判断一个支队兵力和规模大小往往可以参考支队长的军衔。如果支队长军衔是陆军少将，则支队的兵力与一个旅团相仿，如果支队长的军衔是大佐，则其实力就与一个联队不相上下。

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直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才开始对国内的陆军进行整编。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是在1938年完成60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旅四团，有些直接就是三个团，其余部队如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兵种就变成了营（就是说，特种部队比日军的联队小了至少整整一个级别），这还是作为主力的甲种师。中国最精锐的甲种师也就万人左右。加上武器装备和战力的巨大差距，战场上日军一个旅团撵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军跑，一个联队围歼国军一个师的场面，可以说比比皆是。

到1937年7月，国民党陆军的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炮兵独立团，还有少量其他特种部队，总兵力为170多万人。这还仅仅是总数量，作战初期能够很快投入战场的不过是80个师、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和16个炮兵独立团而已，合计兵力不超过100万。

拿日本的一个师团和中国的一个甲种师对比，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为明显。

日军一个师团的各类枪支是9476支，中国3831支。

掷弹筒日军576具，中国243具。

轻机枪日军541挺，中国274挺。

重机枪日军104挺，中国54挺。

山炮日军64门，中国12门。

步兵炮日军44门，中国30门。

以上仅为双方都有的常规武器，日军师团一般都配有数量不等的装甲战车和坦克，而中国师则几乎没有。此外，日本师团在作战中往往还能得到海空军的协同和支援。

就空军而言，日军可以投入的各型战机约960架。中国空军名义上虽有各种飞机600多架，但是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各个国家，机型复杂，配件短缺，维修十分困难。由于没有自我生产和补充能力，一旦飞机受伤，往往就失去了继续作战能力。

海军更是简直没法比。当时日本海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加上其他舰只总计285艘，总吨位达到了115.3万吨。而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只120艘，数量看起来似乎还行，但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等主力舰，一艘都没有。大部分都属于炮艇、巡逻艇之类的小不点，合计总吨位还不到11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1/10。就这样，实际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60艘，总吨位6万吨。更可怜的是舰龄。日本舰船大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下水的新舰，航程远、航速快、火力猛、防护力强。而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是巡洋舰“海圻号”，这艘排水量4300吨的军舰，还是清政府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排水量2950吨的巡洋舰“海琛”号也是1898年大清从德国伏尔锵船厂购入。看看年龄就知道，咱们那老爷舰各项指标都无法与对手的年轻小伙儿相比。日本一艘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万吨左右，换言之，日本海军来一艘轻巡洋舰都能打遍中国无敌手。

更加致命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举国一致，战场上官兵一心、指挥统一、行动协调。而中国的参战部队，往往是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地方部队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存有戒心，往往是尔虞我诈，狼上狗不上，一般不打到自己头上就不愿意动真格的，这极大地影响了综合战力的发挥。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都喜欢鼓吹，“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各种政权组成的混合体”。

当时蒋介石能够实际控制的仅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沪地区，所能调动的直属部队约有70个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军”——国民党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其他地方军阀部队则各有各的招募和编制制度。有的部队名义上是师，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人，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这些部队比起“中央军”来说，都存在一定差距。通常说财大气粗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就好一些，反之就差一些。可以说，面对作战意志极其顽强的日本部队，中国军队无论编组、训练、装备、补给等各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距。

早在东北沦陷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二年，1932年11月29日，就成立了国防计划委员会，对国家当时的战争实力及潜力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源恰恰在这一区域。委员会提出，中国广大的内地资源都要进行开采和利用，如湖南的钢和铁、四川的铁和铜、南部和西南的煤炭，等等。

为了应对肯定无法避免的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党军典范令，将全国军队武器标准化，新建扩建军工厂力争弹药自给自足。为了便于军力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在全国开始大建公路、铁路。在“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间“粤汉”“浙赣”两条铁路顺利通车，铁路里程达到了13000公里。耗费巨资在沿海及沿江诸要点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多大用场。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的建设才真正称得上是未雨绸缪。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一旦战事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边打边往内地跑，那么往哪里跑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早在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组织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到了1935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建设和控制中国西南的目标。他指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这里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失地，复兴国家。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提前着手建设，解决了持续抗战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可惜在这一切都远远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战争已经提前爆发。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来说极为不利。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迅速崛起，欧洲和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传统强国的英国、法国对干预国际事务的态度已经逐渐变得消极，出现了力图避免战争的“妥协主义”和“绥靖主义”。卢沟桥事变之前英国就曾经明确告诉南京国民政府，“一旦中日开战，英国的态度是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德国的崛起已经使得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无暇东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举世闻名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就曾经表明，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很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后来英国竟然在日本的胁迫下关闭了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之久，以向日本示好。一味屈膝忍让换来的不是和平，依然是一通组合拳，不是“报复性”，而是“毁灭性”。

英国好赖还有一道海峡隔着，法国与德国、意大利在陆地上就连在一起，遭到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况且法国在东南亚也有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总和，随时可能成为日军的打击目标，法国对日本也根本没法强硬起来。倒是处于内战之中的西班牙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声明，“西班牙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

意外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德国之间交往甚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全面掌权之后，十分赞赏日耳曼民族“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精神的蒋介石就开始直接与德国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逐渐进入热恋和蜜月期，其突出标志就是随后两国之间大量的军事交往。

1934年6月，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冯·塞克特陆军上将被蒋介石聘请为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提出，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精锐师直接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还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建立起“教导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有一支20个师、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1935年，塞克特离开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也就是这位专家向蒋介石提出了将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建议。中德之间以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农产品交换军火的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当时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

虽然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与日本签订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在威慑美国的同时牵制苏联，让美国不敢轻易介入欧洲的战争，也减轻德国在东线的压力。如果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就会丧失或者减弱牵制两个大国的作用，反而可能给德国带来麻烦。况且如果日本独霸中国，也势必影响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外交部迅速发表声明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国与中国的卿卿我我大为光火，甚至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强烈要求德国撤走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顾问不要到战争前线之外，什么事都没做，所有的军火和工业贸易照常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保卫战之前。

日本也有帮凶，那就是嘴上厉害无比，一打仗就拉稀，最擅长趁火打劫、屁股后捅刀子的意大利。对中国极度蔑视的意大利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公开宣称坚决支持日本。

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一直奉行的就是“史汀生主义”，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也不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侵略，所给予的只是同情和道义上的帮助。美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与日本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日本占领上海之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输送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额锐减了86%。但对日贸易也同样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卢沟桥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指出：美国将站在中间立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罗斯福总统愈发感到了危险，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演说中，罗斯福把日本比喻成流行病毒的携带者，建议隔离开来。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的发言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总统和国务院的发言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猛烈抨击。孤立主义者提出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和日本开战的危险。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仅仅在道义上进行抨击无济于事，这些话说了还不如不说。作为民主国家，罗斯福立即站出来“辟谣”，声称美国绝不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日本进行什么制裁。

南京国民政府又找到了一个盟友。早在抗战初期，希特勒就提醒过日本，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的怀抱。其实俄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之前与张学良闹出矛盾的苏联就试图和中国改善关系。1934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威胁越来越大，中苏开始悄悄接近，暗送秋波，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苏联主动找到南京国民政府建议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购买急需的军火物资。卢沟桥事变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第一时间会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支援。

对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也很犹豫，很明显，苏联是中共中央的大后台，但孤立无援的蒋介石还是像后来投靠英、美那样，接纳了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苏联。他立即将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召集到庐山，要求他们对苏联展开外交行动，争取更多的武装援助，并力促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孙科与王宠惠随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商谈。共同的敌人使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只是苏联稍有保留地将中方提出的“互助”，改为了“互不侵犯”。一个多月之后，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苏联成为中日开战之后第一个公开表态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一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为止。

1937年9月开始，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军事顾问、技师、飞行员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仅飞行员先后就达到2000余人，其中更是有211人血洒中国战场。援助的陆上路线是由阿拉木图、哈密至兰州，空中路线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海路则经过敖德萨、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到达广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大型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多万发，还有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和汽油等。

俄国人不是白求恩，他们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通过中国拖住日本，让其不能全力北上，减轻苏军在远东的压力，从而避免在可能出现与德国发生的战争时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到了1937年9月，交战的中日双方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心。

日本人说，必须迅速征服中国，彻底让中国人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必须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不屈斗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血肉磨坊

大上海，在抗战当时乃至今日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极易受到海、陆、空立体式的打击。

鉴于京津地区的冲突已愈演愈烈，就在北平沦陷的1937年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对扬子江沿岸以及上海附近的日本居民进行撤侨，至8月9日撤侨完毕。也就在这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海军中尉和一等兵斋藤与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国不能在上海驻扎正规部队。不过不要紧，让正规军换上一身保安服不就行了吗？倒霉的大山和斋藤遇到的正是这么一群“假保安”，结果当场被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事件”。中方对外的说法是，双方冲突，日军先开枪，导致一名叫时景哲的中国“保安”身亡，其余中国“保安”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才打死了两个日本人。后来才知道，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出来的高招。他们从囚牢里拉出来一个死刑犯人，换上了“保安”服装，然后枪毙在虹桥机场的大门口，这个可能就叫时景哲的囚犯也算是“死有所值”。

南京国民政府负责京沪地区防务的军事长官，就是大家熟悉的张治中，其官方身份是“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主任，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办事处以及主任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张治中的任务就是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以及构筑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京沪地区的几条主要防线吴福线（吴江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嘉线（乍浦经嘉兴到苏州）、海嘉线（海盐经嘉兴到吴江）都由这个办事处组织兴建。据说这一系列工事，后来起了个名字叫“东方的兴登堡防线”。当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还没有最后完工，要不肯定就会叫“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了。一旦长三角地区发生战事，张治中这个办事处弄块木板写几个字挂出去，就是前线作战指挥部。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张治中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京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

前文已经提到，蒋百里之前早已提出将日军的进攻方向由“北到南”转换为“东到西”的作战方略，这一观点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不谋而合。赞成和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军界要人白崇禧、陈诚、刘斐等，也包括前线指挥官张治中。张治中认为，以前中国对日作战采取的第一种方式是“你打我，我不打你”，比如张学良在东北。第二种是“你打我，我再打你”，如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这次张治中建议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那就是知道了你肯定要打我，我先出手打你。既然在上海开战已经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还不如率先出击争得主动。

一大群军事家一致要求在上海地区主动出击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在华北大平原上投入主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势必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一旦华北日军利用京汉、津浦铁路从北到南长驱直入，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沿海地区，则败局已定，日军三到四个月结束战事的目标就很可能实现。

二、主动出击歼灭上海以及在长江内河里的日本舰艇并开辟华东战场，将有效地分散日军的进攻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

三、就当时的世界局势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旦战事爆发，势必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也肯定会受到损害，西方列强将不会甘心日本独霸上海而积极进行干预。

四、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的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与日军进行巷战，然后逐步将其引入长江沿岸湖泊河流密布的水网地带，就会极大削弱日军的机械化优势，随即就可以将其拖入漫长的持久战。相对于华北而言，京沪杭一带交通便利，利于中国军队的补给，只要能顶住一段时间，中国就可能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五、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流向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作战对于进攻一方不利。中国原定的大后方在西南，就是边打边撤也是背对着后方作战，似乎有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这种态势对防守一方较为有利。

六、从历史和心理因素上讲，中国历史上元朝自北向南灭宋，清朝自北向南亡明，必须让日军避开这一条传统的进攻路线。

有利就肯定有弊。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沦为主战区，经济损失势必巨大。更重要的是，上海易攻难守，一旦上海陷落，同样无险可守的南京几乎没有保全的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和国际影响更大。

8月11日，中日双方就“虹桥事件”开始交涉。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一贯软弱可欺的中国人这次却一反常态。得到南京授意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态度极其强硬，对于日方提出“拆除军事工事、撤走保安队”的无理要求，俞鸿钧表示：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在自己家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热，你一边凉快去吧。

由于“虹桥事件”中被打死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人，加上驻守上海的基本都是日本海军的部队，此前一直表现不太积极的日本海军开始显现出难得的热情。8月9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11日，其先遣分队19艘军舰已经到达吴淞口。到12日，在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总计达到了9000人，海军舰艇31艘。

在8月14日晚上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一向出言谨慎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反常态，正式提出了派遣陆军参加上海作战的请求，并公开声称，“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米内的号召当即得到“扩大派”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极力赞同。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唯一不是大腕的就是会议记录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地区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而上进攻首都南京；另一方面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会议还命令张治中所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立即连夜进抵上海。

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在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纷纷拔锚，以最快速度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口逃跑，迅速冲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得知此消息，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8月13日晚命令驻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但为时已晚。除俘获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顺利逃走。

原来，作为会议记录员的汪精卫机要秘书黄浚是日本精心安排的间谍，他将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及时通报给了日本人。此举使得日本船只基本安全逃脱，中国将率先在上海发起进攻的计划也被敌方获悉。顺便多说两句，黄浚这个7岁就能作诗的“神童”，曾经当过梁启超的秘书，可谓才华横溢，但有才无德。黄浚不但自己当汉奸，还利用职权把儿子安排在外交部一起为日本人效命。1937年12月，黄浚及其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大快人心！

8月12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市民惊讶地发现，满街都是久违多年的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同日，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8艘舰艇和20艘商船全部凿沉于江阴水面，封锁长江水道。已经改名为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所部5万余人的作战部队在当日完全到达预定进攻位置。

8月13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在闸北及虹口公园北的八字桥发生了小规模的交战，这是两军正规部队之间第一次发生战斗，“八一三淞沪会战”正式爆发，中日战争也从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8月14日，张治中所部第九集团军对上海市区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炸伤日海军旗舰“出云”号重巡洋舰。下午4时，中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虹口及公大纱厂。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在第九集团军的强攻下节节败退，被迫于16日退守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坚固据点。人数上居于劣势的日军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国军队付出了较大伤亡，仍然无法实现重大突破。

针对上海出现的危机局面，8月1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临参命第73号”，即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根据命令派往上海的两个师团及现有在上海的武装力量统一组建为上海派遣军，并召回已经退役的“中国通”、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大将担任司令官。

这个松井石根就是战后以南京大屠杀直接责任者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身材矮小的松井石根作为“皇道派”的骨干，在“二二六事件”之后被打入预备役。接到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已经59岁的松井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报效天皇”的机会。踌躇满志的松井当即赋汉诗一首以为明志：“汗了戎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殊不知，正是这个机会最后要了他的老命。

松井觉得两个师团的兵力太少，他向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请求再拨给上海派遣军三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从东京出发时，松井又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首相近卫文麿和杉山元等人宣称：“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松井石根也曾经同情和支持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同盟会的元老陈其美是老朋友，当年21岁的蒋介石就是由其大哥陈其美介绍与松井认识。在日本留学时，蒋介石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当时名字叫蒋志清，后来蒋介石到日本高田联队实习，也是松井做的担保。就在一年前，1936年2月，松井还曾以私人身份对中国华南、华中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期间不但见到了蒋介石，还会见了党国大腕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群等人，可见其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一年之后，在那片他曾经待过13年的土地上，松井石根将率领大日本帝国皇军与蒋介石展开殊死搏杀。

8月23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两个师团的援军在海空军火力的掩护下于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地登陆。蒋介石闻讯急令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九十八师、第十一师、第五十一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十四师等部队火速分赴各处抗击敌人。登陆后的日军不顾一切地攻击前进。9月9日，日军沿淞沪公路和月浦、罗店之线向中国军队发动强大攻势，双方展开殊死搏杀，战略要地罗店和宝山先后落入日军之手。9月11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减员严重，遂渐次退至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之线构筑阵地固守。第九集团军亦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蕰藻浜右岸之线构筑阵地，与日军暂时形成对峙。

此时，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作战集团：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继续负责上海市内作战，陈诚所部第十五集团军则全力抗击日军增援。

上海派遣军自登陆以来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下进展缓慢，人员也出现大量伤亡，仅9月的伤亡数字就达12334人。松井石根无奈向东京发出紧急求援电报，声称他面对的部队都是中国最精锐的陆军，如果要想取得上海战事的胜利，必须至少再投入5个师团的兵力。松井特别强调，这是一举聚歼中国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

为了打破上海的僵局，9月11日，参谋本部再次做出向上海增兵的决定。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奉命加入上海派遣军。至此，日本在淞沪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5个师团，加上原来在上海的海军部队，总兵力达到了20万人。9月22日开始，增援的3个师团兵力陆续到达淞沪战场。

随着增援兵力的不断增多，9月23日，一直反对扩大对华作战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黯然辞职。

面对日军不断调兵遣将，南京国民政府也决定迅速增派“中央军”及各省地方部队至淞沪参加会战。为打赢这场关键战役，蒋介石几乎将当时的精兵强将全部调到了淞沪前线。除了原有的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外，又增加了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稍后又调来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编为左翼兵团，以陈诚为总司令。第九集团军为中央兵团，朱绍良为总司令。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为右翼兵团，张发奎为总司令。加上不久后赶赴上海参战的川军刘湘部五个师，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总兵力已达75个师共70余万人。除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之外，粤军、桂军、湘军、川军、东北军以及西北军的部队陆续来到。

狭窄的地域之内，中日双方陈兵已达百万之众。

10月1日，由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参加的四相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研究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指出，由于北方苏联的强大威胁，日本要迅速结束在中国的作战。鉴于华北、华中战局在不断扩大，战局很可能被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以设想通过10月攻势的战果寻找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解决。内阁的一致意见是，以扩大战争的手段尽快在淞沪战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从此时开始，近卫文麿就开始无数次向军方提出同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进攻到什么地方才能使蒋介石屈服？”军方的回答始终是毫不含糊：“下一个地方。”可惜的是，这个地方一直到日本最后投降也没有找到。

中国军队转入防御后，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10月5日至9日，国民党军第八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七十七师、第九十师及税警总团等作战部队因连日与敌浴血激战，伤亡太多，无力对峙，相继退出阵地。往往一个几千人的师投入战斗，撤下来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残酷的淞沪战场因此被中国军人称为“一寸河山一寸血”，而被日本军人称为“血肉磨坊”。9日起，日军再度集中海空军火力配合步兵向蕰藻浜南岸强攻，中国守军轮番上阵抵抗，经数昼夜血战始遏止日军强大攻势。

10月15日，日军突破蕰藻浜，战场再度告急。此时从广西调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抵达淞沪前线。该集团军属桂系王牌部队，以能打能拼在地方军中享有盛名。白崇禧向蒋介石献策，认为纯粹被动防守非长久之计，必须以一支主力突击部队主动出击实行积极防御。蒋介石于是下达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守卫蕰藻浜南岸的部队配合第二十一集团军发动全线反击。当日，日军第九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亦向蕰藻浜南岸发起猛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系2万人马一日内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战士大部分战死。激战至25日，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乘机反扑，兵锋直指大场。

10月23日，日军以重兵直趋真太公路，大场失守。“中央军”被迫撤退到苏州河南岸，左翼军也奉命转移。至10月28日，中国军队退入浏河、沈家桥、朝王庙、徐家行、广福、陈家行、江桥、北新泾至梵王渡一线的第二期既设防御阵地固守。

在全军撤退苏州河南岸之时，蒋介石获悉国际联盟要在11月初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为获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留下少部兵力坚守苏州河以北地区。经蒋介石钦点，第三十八师孙元良部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领该团一个主力营400余人（对外称800人，故后来这支部队被誉为“八百壮士”）据守闸北四行仓库。谢晋元部与敌周旋三昼夜毙敌百余名，所坚守的四行仓库始终岿然不动。最后，在租界各国请求之下，这支力战不屈的孤军于10月31日夜奉命退入公共租界。谢晋元部在退入租界时，出于敬意的租界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亲自站在机枪阵地前护送中国守军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

淞沪会战进入10月底和11月初，中国军队虽然战线一再后撤，但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日军大本营经过审慎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已倾全国兵力的五分之三云集上海，决战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于是决定将战略重点由华北向华东、华中地区转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上海战役。

10月20日，参谋本部下令从华北和国内抽调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等部约12万人组成第十军，由骑兵出身、擅于长途奔袭的柳川平助中将担任司令官，准备从上海主战场的侧翼实施登陆作战来打开僵局。参谋本部同时命令在华北作战的第十六师团转隶上海派遣军序列，命其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配合主力作战。淞沪前线日军兵力至此增至30万人以上。

日军第十军预定在10月末或11月初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地域登陆，主力以快速突进方式向黄浦江之线前进，攻占松江以切断沪杭铁路。一部向闵行渡河点前进，渡过黄浦江之后向上海以西及南方攻击前进，与上海派遣军配合合围上海周边的中国军队。此举无疑将使上海周边的守军完全陷入被动局面。

本来蒋介石已根据白崇禧、陈诚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上海，全军退到上海外围既设之国防工事，采取持久战策略抗击消耗日军。但随后闻听国际联盟要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讨论中日问题，蒋介石立刻电令前线做最后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此举使得国民党军各部失去最佳的撤退时机。

11月5日拂晓，新组建的日本第十军在柳川平助陆军中将指挥下，由海军第四舰队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的侧后方。原来驻守此地的是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所属的四个师一个旅。因蒋介石一直认为日军全力进攻上海正面，不会有从杭州湾登陆的可能，故在战事趋于激烈、兵源枯竭之时，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一一调开投入正面战场。到日军登陆时，在杭州湾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第六十二师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防守，面对10万装备精良的日本生力军，迅即被击溃——日军南路的铁拳已经虎虎生风，挥向眉梢。

11月7日，为了统一淞沪战场指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华中方面军，该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和刚刚登陆的第十军组成，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原来松井石根担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职务由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陆军中将接任。

登陆后的日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立即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别向松江、沪杭铁路扑去。前往增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全军覆没，军长吴克仁战死，松江陷落。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部直趋南京，主力则指向枫泾镇、嘉兴、平望。11月9日，沪杭铁路及公路均被日军切断。

与此同时，由华北转向华东的日第十六师团在江苏太仓境内的白茆口成功登陆，前锋直指京沪铁路——日军北路的扫堂腿也已风驰电掣，迫近脚踝。

位于中路苏州河北岸日军五个师团的主力部队于10月31日强渡苏州河后，迅速发起全面进攻并向南北两路登陆日军靠拢，淞沪地区中国70万大军顿陷极度危险之境。

面对风云突变的不利战局，蒋介石不再坚持死守的观点，在11月9日下令全线撤退，所有部队撤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由于撤退命令仓促下达，下达命令的手段又十分落后，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不一，有的部队只是看见友军撤退也就跟着开始撤退，导致大撤退迅速演变成大溃败。加上很多部队都是临时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对上海周边的地理环境根本不熟，撤退完全没有章法，从而陷入极度混乱状态。日军以飞机在天上轰炸、扫射配合，地面部队势如破竹，追击国民党军溃兵并扫荡上海周边各镇。

本来中国军队计划撤到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和海嘉线一带，依托原有坚固国防工事做持久抵抗，但当撤退部队到达这些防线时，才发现大部分工事上杂草丛生，根本达不到作战的实际要求。构筑工事的混凝土用手就可以捏碎，机枪射口大如门窗，各个碉堡间也无交通壕连接，修建的300多个机枪掩体，几乎有一半不能使用——豆腐渣工程害死人！甚至出现部队要进入工事，却找不到钥匙的尴尬局面——难道不会用枪托砸开吗？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士兵根本无法在这些防线上形成新的防御，只能一路往后退下去，南京至此门户大开。

自11月9日起，各路日军击退中国军队的零散抵抗，连占虹桥机场、龙华、枫泾、青浦。11月12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11月18日，日军占领广德、宜兴、溧阳。

11月20日，日军占领南浔。

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湖州。

12月2日，日军攻克江阴要塞，南京的水路门户已经敞开。

同日，丹阳和金坛也被日军占领。

接到前线战报的参谋本部惊讶地发现，一路势如破竹的日华中方面军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南京。攻克敌国的首都，对于每一个军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是占领一国的首都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尽管狂妄好战，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他们立即向前线发出了停止攻击的电令：“发来报告称已部署以全力经湖州向南京追击问题，被认为已经脱离了《临命600》的指示，殊为念念。”之前的《临命600》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致定在苏州、湖州一线以东地区。也就是说，你出圈了。

各路日军无奈暂时停住了向前追击的步伐。

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至此结束。整个战役中，日军伤亡约4万人，中国军队伤亡约25万人。

前面，南京已经近在咫尺！

南京之辱

面对属下几个师团长一个接一个要求乘胜追击的电报，已经遥遥看到南京城的日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也是无比烦恼。“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乱部队基本都来自第一师团，而当时第一师团师团长就是“皇道派”的主力柳川平助。事件之后，柳川像松井石根一样被解职，打入了预备役。当此危难之际受命而出，正是一雪前耻、重建功勋的天赐良机，可眼看着就在嘴边的肥肉吱吱冒油却不让吃，让人实在是爽不起来。

柳川马上致电日本国内，强烈要求立即对中国宣战并下达攻克敌国首都的命令。在电文里，柳川指出，不能让溃败的敌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果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显得师出无名、不伦不类。更重要的是，如果逼近了敌国的首都而不去占领，会使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军方的战力产生怀疑，同时也会极大地打击官兵的士气。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连老酒都明白，日本政府和军方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比一介武夫柳川平助和一介书生老酒考虑得更多。战而不宣，不但在军事上不能尽情发挥，那些占领区的行政系统也无法正常运作，扶植起来的那群汉奸也就直不起腰来。不宣战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可能使得中国政府怀疑日本的战争之心而继续负隅顽抗，一切似乎都说明日本必须立即对中国宣战。

但日本确实有难言之隐，内阁最后研究的结果依然是“不能宣战”。道理也同样并不复杂：世界上并非只有中日两国。一旦日本对中国宣战，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这还可以死皮赖脸地不管，关键是日本赖以支持战争的大量战略物资，比如石油、钢铁、棉花、有色金属等都必须依赖进口，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按照国际法条例，一旦日本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极有可能首先停掉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

原本认为平、津、沪相继陷落之后中国肯定会乖乖地屈服就范，但这种结果却迟迟没有出现。中国就像一个踉踉跄跄的拳手，尽管挨了无数的重拳打击，但是背靠圈绳，双手抱头，就是不倒下，也不扔白毛巾。首先憋不住的竟然是日本，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狄克逊迅速将日本的意见发回国内。前面提到的原因，和中日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德国人也不希望两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且不断扩大，因此很乐意充当两国的调停人。

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到北平、天津以南，扩大上海非武装区，中国停止抗日、共同防共等。这些条件很快被通知给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很快就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然违反了《九国公约》，蒋介石希望会议能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11月3日，包括《九国公约》缔约国九国在内，以及后来加入该组织的十九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和以前大家都抢着当主席不同，由于都知道会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各大国纷纷谦让，不愿充当大会主席。开个会总不能没有主持人，最后还是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背起了黑锅。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要求各国从道义、物质和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对日本实施制裁。前文提到的原因，各国除苏联坚决支持，意大利坚决反对之外，其余各国都“顾左右而言他”。会议最后不了了之，没有达成任何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甚至连中国提出“将日本定为侵略国”的意见都不敢接受。事实证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临死前最后的声音。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这次会议之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

11月1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布成立，向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仅仅三天之后，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公告，宣布将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其中军事机构迁移至长江中游的武汉，在那里建设起中国中部的防守基地，以此向日本表明：老子不怕你，咱们就耗吧，耗死你小鬼子。

蒋介石在随后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11月22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再次致电参谋本部要求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松井表示，“除非南京的态度有所改变，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将继续西进，开往南京、汉口乃至陪都重庆”。

其实早在之前的11月11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已经越过了参谋本部规定的“制令线”。随后上海派遣军也越线与第十军一起向前攻击前进。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11月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12月1日，松井和柳川翘首以盼的《大陆命第八号命令》终于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我们在谈论一个战略要点时，最喜欢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词就是“易守难攻”。从十朝古都南京的地形来看，这里却绝对是“易攻难守”。中国历代的军事家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南京外围的几个战术要点之后，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就将成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瓮中之鳖——原来的背水一战，竟也可能置之死地而不生！

对于首都南京的弃守，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决策。

李宗仁认为南京不可守。他的理由是，南京位于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何况我军新败，兵无战心，以受挫部队困守孤城又无有力增援，抵御士气正旺的敌军精锐之师，南京必被攻破。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军的烧杀抢掠。最优之策就是将有生力量撤退至长江两岸，既可以阻止敌军沿津浦路北上，也可以防止其沿长江两岸快速西进，孤零零一个南京城的丢失，对长期持久抗战当无大碍。

“李白李白”，名不虚传，白崇禧的意见是，德邻兄说得非常好！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指出，南京守不住，但作为首都，“有必要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在“做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也好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在兵力使用上刘斐认为，“十二个团最多十八个团就足矣”。

刚刚从前线战场撤下来的陈诚认为，敌人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落入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开始逐渐走向失败。南京孤立且无现代化要塞设备不易坚守，我军应速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贯彻我持久战之方针。

似乎不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但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训练总监部部长唐生智慷慨陈词：“南京为我国首都，全球瞩目，又是孙总理陵寝所在，如果不战而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必当坚守也！”

蒋介石马上接住了唐生智的话，那就守一下，就由你来守。

唐生智表示：“抗战以来，中下级军士牺牲甚多，鲜见有高级将领牺牲者，卑职愿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当即宣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15个师约10万人马进行南京保卫战。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感慨万千。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行了结婚十周年纪念。他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经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12月7日凌晨4时，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时，携夫人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远处南京近郊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专机经停武汉前往庐山。蒋介石后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几欲心碎”的痛苦旅程。

攻击南京的日军由两路部队组成。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十旅团，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九旅团。

对于南京这个中国当时的首都来说，劫难已经不可避免。南京外围修建的几条防线已经在溃兵和追兵的轮番冲击下土崩瓦解。经过混乱的外围战，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两路日军的兵锋之下。南京背对长江，日军可以在北面用军舰封锁江面。地面上从芜湖突进的日军已经从西面包抄上来切断了南京与后方的联系，东面和南面也已被日军合围，南京已经成为一座死城。12月6日，唐生智下达了全城戒严令。

12月9日，日军已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劝降不予理睬，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

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办法。他下令把各部队控制的船只统统交给司令部，还命令第三十六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2月10日，眼见劝降未果的日军开始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守军节节败退，南京外围主阵地很快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军突破。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直扑浦口，守军的唯一退路也岌岌可危。

战局的急转直下让蒋介石心急如焚。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开始考虑让南京守军撤退。他电令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当即电令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但由于唐生智是自己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亲自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位副司令研究后决定，于12月14日夜开始撤退。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全面发动猛攻。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城中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唐生智等决定提前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出示了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并下达了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下定破釜沉舟决心的唐生智，之前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仓促下达的撤退命令，甚至没有通知到担任督战任务的第三十六师。结果第三十六师不允许各部撤退，双方甚至还发生了交火。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长、师长大都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突围，个别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个撤退电话，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乘渡船，先到江北。

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由于城中各部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抢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沉没，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落江丧生者不计其数。

由于担负掩护任务的乌龙山要塞守军私自撤走，12月13日拂晓，日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得以迅速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第十六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十六师团的火力杀伤。与此同时，继日军第六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之后，其余日军各部也相继突入城内。

骑在白马上的松井石根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并宣称“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首都南京沦陷敌手。

10多万中国守军，除了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大部分溃散。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军队随即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城的日军兵力约50000人，而执行军纪维持秩序的宪兵却仅有17人。日军除了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当天晚上，又有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12月16日，位于南京安全区内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长江。

12月17日，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12月18日夜，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共57418人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百人者为胜。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都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看谁杀满150人。这些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两人也因此被称为“皇军英雄”。日本投降后，两人均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共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共15万人。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超过30万人，古都金陵血流成河。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000余具。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超过了20000宗。

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南京，位列老酒“十大悲惨场景”之首。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许多文化珍品也遭到大肆掠夺。仅仅一个月内，被抢走的各类图书文献就达88万册，已经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接到攻克南京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时，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之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茫而感到悲哀。”

就在南京阴云密布、血流成河的同时，1937年12月14日，古都北平一个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一帮傀儡的名字分别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

同一天，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与会的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打到哪里中国才会屈服？主战派和主和派经过了几天的争吵之后，最后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此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所进行的调停最后破裂。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对外宣布：“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奉命回国。

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断交。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指出：“中国之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精神一日不灭，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抗战到底为本务，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

日本妄图通过攻占南京迫使中国屈服的美梦，再次化为泡影！

三路出击

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集结在京津地区的日军稍作休整，就开始沿着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前推进。沿津浦路方向的作战，是为了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作战；沿平汉路南下目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地区；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占领山西、绥远。总体目标是控制整个华北，其志不在小也。

1937年8月10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将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统一整编为华北派遣军，由寺内寿一陆军大将出任司令官。派遣军下设两个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辖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等三个师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下辖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一〇八师团。加上直属于华北派遣军的第五师团、第一〇九师团以及不甘寂寞前来凑热闹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华北地区日军的总兵力达到了37万人。

不但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率领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莅临参战，前文提到的三大“中国通”在这里也悉数披挂登场，还正好一人一条战线：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在东路，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在中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西路，可谓是“群魔乱舞”。一些在未来太平洋战场凭借战功荣登老酒杰出将领排行榜的人物，此时也开始崭露头角，如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少将、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等，不过，这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小角色而已。

与日军华北派遣军相对抗的是中国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的部队。主要包括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等，预备军由阎锡山亲自率领，下辖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王靖国的第十九军，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等。以上部队，合计24个军53个师21个旅，加上一些辅助力量，总兵力超过了60万人。

看起来人数还真是不算少，60万兵力用于进攻肯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往广袤的华北地区一撒，真跟撒胡椒面差不多。加上双方战力上的巨大差距，凭这样的力量，中国军队根本不可能守住华北。

日军进攻的路线由东、中、西三条，分别对应华北的三条铁路大动脉：津浦路、平汉路和平绥路。从东到西，由易到难，我们也从津浦路的作战说起。

为了组织津浦路沿线的防御，国民党政府专门成立了第六战区，由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这样安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因为在这一区域作战的部队基本上属于原西北军的旧部，让老冯来，就是为了能指挥起来顺手一点。可惜时过境迁，那些原来的老部下，根本不睬现在已经是光杆司令的老领导。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调山东的部队北上增援河北，韩复榘理都没理。冯玉祥专程跑到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商讨作战，宋哲元见到冯玉祥，找个借口就溜了，一口气又跑回山东老家养病去了。接任宋哲元的冯治安更绝情，对冯玉祥的多次召见就一个理由：忙，没工夫去。

9月18日，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率先沿津浦路发起进攻，沿途国民党军一八一师、五十九军、一〇九师等部队一触即溃。9月25日，河北重镇沧州落入日军之手。面对穷追不舍的日军，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下令扒开了运河，试图以此争取喘息时间。

面对日军沿津浦路的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致电冯玉祥要求在德州以北集结兵力展开积极防御。冯玉祥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下令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九军、第五十九军对日军进行侧击，以迟滞日军的进军速度。但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还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进抵山东和河北边境。前边就是韩复榘的地盘。

已经在山东当了8年皇帝的韩复榘拒绝任何人进入山东，包括中国人，连老上司冯玉祥都被他强硬地拒之门外。老韩对冯玉祥的解释是：“河北的兵跑到山东来干吗？”此言与侯宝林大师创作的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中，韩复榘他爹“山西人关云长跑到山东来干吗”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由于进不了山东，一路撤退的国民党军溃兵无奈只好离开铁路线，跑到了河北南部。

10月3日，日军开始进攻德州。韩复榘在这里只象征性地放了一个团的兵力，此举导致位于河北和山东交界的重镇德州很快沦陷。可能是这里的烧鸡太好吃了，日本人在这座小城停下了脚步。东路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政府随即宣布撤销短命的第六战区。

守卫中间平汉路的是“飞将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要说刘峙还真有雄心壮志，他竟然还制订了一个“光复北平”的反攻计划。可惜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日军香月清司的第一军已经兵分三路向南展开了猛烈攻势。

向南一字排开的是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谷寿夫第六师团和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短短几天内，日军当面的抵抗力量就被纷纷击溃。9月18日，三路日军会攻保定。

情势危急，刘峙无奈，只好向蒋介石紧急求援。但当时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上海去了，华北地区已无兵可调，蒋介石只好命令刘峙利用现有力量在保定与日军决战。刘峙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9月24日，保定失守。

平汉路上保定和津浦路上沧州的失守使得整个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沿津浦路西侧推进的日第十六师团、第一〇九师团沿着向西倾斜的路线直指石家庄。这条防线上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稍作抵抗后，奉命退守献县。左翼东北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及右翼西北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为保存实力极力避战，与敌稍有接触即很快溃逃，献县很快落入日军手中。这样，沿着平汉路直接南下的日军就与从津浦路斜插过来的日军并驾齐驱，合围河北重镇石家庄。

此时，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已经从察哈尔和绥远两路入侵晋北，第一战区的部队被迫相继前往增援。10月9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强渡滹沱河，向石家庄西侧迂回，第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也先后渡河从西、南两面包围过来。守卫石家庄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在10月6日已经退走，城中只有少数部队，日军几乎不战而得石家庄。

出于北面苏联的威胁，同时由于东南淞沪战场战事吃紧，西边的山西也正在激战之中，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华北派遣军暂时停留在石家庄和德州一线。看来人家停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烧鸡好吃。参谋本部的命令使得往南溃逃的国民党军总算能喘上一口大气了。

相对于东路和中路而言，发生在西线的战斗才堪称惨烈。

在华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参谋本部就命令华北派遣军将主攻方面首先转到平绥铁路向西的张家口。因为关东军急切希望解决所谓的“蒙疆问题”，就是占领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地区以确保伪满洲国侧后，同时解决平汉路、津浦路作战的侧翼和后方安全问题。沿这条攻击线路的第一个战略要点就是离北平只有60公里的南口。

早在8月初，蒋介石就针对南口的防御下达了一系列命令，负责这一区域作战的主要有“中央军”主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其余还有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部队，还特地将第八十四师、第二十一师合并为第十七军加入南口作战。

平绥线的作战还没有开打局面就已经一团糟。傅作义、刘汝明、汤恩伯分属不同的派系，谁都不想听谁的指挥。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伯负责南口，刘汝明负责张家口，傅作义作为总预备队。但汤恩伯的部队要去南口不管是走公路还是走铁路都必须经过刘汝明管辖下的张家口，刘汝明拒绝让汤恩伯借道通过。地方部队害怕“中央军”甚于怕日本人，和宋哲元一样，刘汝明也害怕汤恩伯的“中央军”假途灭虢，趁势把他给收拾掉。

无奈之下，汤恩伯只好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也管不了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只好去找刘汝明的老领导冯玉祥。冯玉祥知道刘汝明肯定不会听自己的，就跟蒋介石玩起了太极神功，假装大义凛然地说，不听话，你把他枪毙算了。等到费老鼻子劲搬出西北军元老鹿钟麟把事协调好，宝贵的时间已过去了4天。就这刘汝明还有附加条件，要求汤恩伯的“中央军”在路过张家口的时候不能停车。等到汤恩伯获准通过张家口前往南口的时候，形势已经大变，日军已经发起了进攻。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汤恩伯所部每天能够到达南口的人数只能有一个团而已。

8月11日，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4000余人由北平沿平绥铁路向南口发起进攻，为随后到来的主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开路。

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固守南口半个月。攻守双方随即展开激战，南口几度易手。两军仍在不断增援，但国民党军增援兵力大部分遭到阻击无法按时到达战场。至8月23日，日军第五师主力突破长城线，向怀来突进，南口守军固守待援无望，右翼又被突破，被迫于26日放弃南口撤退。日军随后占领居庸关、延庆、怀来等地。整个南口作战，中国军队伤亡26000人，日军伤亡2600人。

就在南口双方角力的同时，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的察哈尔兵团已从察北方向直扑张家口，张家口守军就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8月20日，日军向张北地区发起攻击，攻占南口的日军也随即向张家口方向攻击前进。8月26日，刘汝明下令撤出战斗，张家口被日军占领。

8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再次动员四个师团的部队投入中国战场。在被问及那个老问题“进攻到什么地方蒋介石才会屈服”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回答：“即将到来的华北会战正是这样的关键一役。”

平绥路上的张家口、南口相继沦陷后，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集结于宣化，向南攻击山西的意图显而易见。9月3日，东条兵团一部开始向晋北重镇天镇发起猛烈进攻。天镇是山西东北部的重要门户，保卫山西势在必守。经营山西长达20多年的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自己人谁都别想进入山西。用他原来的话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烂哪一个都不行”。现在看来，日本人要取他的老命，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老西这才真正抖起了精神。他匆匆电令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火速向天镇集结布防御敌。面对两路日军的入侵，阎锡山正在筹备所谓的“大同会战”，要求李服膺必须死守天镇。

9月5日，日军步骑兵3000多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猛攻天镇，三日激战无果。眼看正面进攻不能奏效，日军开始绕过天镇进攻阳高。9日，阳高失守，日军复折回围攻天镇。9月11日，后路被截的李服膺下令弃收天镇。天镇失守导致晋北屏障顿失，阎锡山的“大同会战”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9月13日，东条兵团不战而得大同。

恼羞成怒的阎锡山立即将李服膺拘捕，随后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逃”的罪名判处死刑，李有幸成为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被执行枪决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在日军的持续猛攻之下，9月14日，广灵失守。20日，灵丘失守。日军在中国军队晋北防线的右翼已经逼近了内长城，灵丘之南就是平型关。

参加山西战斗的，除了国民党部队，还有中共中央领导的第八路军。8月22日之后，第八路军所属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计46000多人，陆续加入晋北战场。

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占领团城口之后，继续南进，正面进攻平型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奉命以一部袭击灵丘、涞源敌后。25日上午，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携带大量辎重由灵丘向平型关开进。80多辆汽车、100多辆马车、几百名官兵进入第一一五师精心设下的伏击圈。激战后，日军几被全歼，此即著名的“平型关大捷”。被歼日军是第五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

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东进策应，于28日攻陷茹越口，随后进占繁峙，威胁平型关侧背。30日晚，平型关守军奉命撤向五台山，日军遂陷平型关西进至代县。

10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向板垣所率第五师团和察哈尔兵团下达了进攻太原的命令。

面对越来越危急的战局，阎锡山破例请求将在平汉线上作战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加入晋北作战，蒋介石欣然应诺。要知道，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阎老西的老巢山西，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10月4日，卫立煌已经先于部队到达太原。

10月2日，日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二旅团从代县向崞县进攻，激战一周后，崞县陷落。12日，日军攻占原平，前方就是太原的北大门忻口。阎锡山下令将晋北各部撤向忻口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此时位于忻口的中国军队已经达到了28万人，而以第五师团和东条兵团一部为主的日军总兵力有5万人。

10月13日，板垣指挥第五师团猛攻忻口。14日，卫立煌下令国民党军全线反击，两强相遇勇者胜，战斗随即进入白热化。18日，忻口前沿阵地反复易手达13次之多，日军6次占领，国民党军又7次夺回。战况最紧张的一天，被打垮撤下来的部队，就多达11个团。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陈锡联部夜袭阳明堡，摧毁敌机24架。在争夺南怀化高地的战斗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壮烈殉国，但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队依然始终坚守忻口阵地，双方在忻口形成对峙。惨重的伤亡使得日军几乎丧失了继续进攻的勇气。

为了打开山西僵局，日本决定再次实施侧后突袭作战。中路平汉线的石家庄陷落之后，参谋本部下令第十四师团和第一〇八师团继续南下，第六师团抽调淞沪战场加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则受命沿正太路向山西进攻，配合板垣征四郎在晋北的作战。

在淞沪战场前线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侧击，导致国民党军防线的全面崩溃，这一幕在华北战场再次上演。忻口前线中日两军头顶头，憋足了劲在比拼内力，日军由平汉路向西的进攻，无异于在国民党军的屁股上猛插了一刀子。

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告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一战区部队一部转入晋东娘子关地区组织防御，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黄绍竑负责指挥。10月1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占领井陉，以一部攻娘子关正面，主力绕道于13日攻陷旧关。21日，第二十师团得第一〇九师团一部增援，继续正面强攻娘子关。26日，日军左突击队已经迂回到娘子关和新关侧后，娘子关守军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被迫全线撤退，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失守。日军沿正太铁路向西追击，11月2日占寿阳，迅速逼近榆次，太原危急。

娘子关失守导致北路国民党军无奈放弃忻口，退守太原。11月2日夜，忻口守军全线撤退。11月4日，阎锡山决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队占领太原北郊阵地，以娘子关退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刚增援的汤恩伯第十三军推进到榆次待机夹击日军。守城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太原城防司令，负责率第三十五军残部和独立第一旅、第二一三旅共19个营死守太原。

然而，两线撤退的部队立足未稳，日军即追击而至，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5日，东路日军占领榆次。6日，北路日军进抵太原城垣，两路日军在太原郊外会师。7日，两路日军开始协力猛攻太原城。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太原城垣被日军突破，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残部突围而出。

11月9日，太原沦陷。

历时两个月的太原会战中，日军参战兵力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参战兵力为6个集团军计52个师共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

继续从石家庄南下的日军于10月15日占领邢台，17日攻陷邯郸。11月5日，豫北重镇安阳落入敌手。

至此，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的正面抵抗宣告结束。

徐州会战

时间来到了1938年。新年刚过，蒋介石就宣布辞去多项兼职，专事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所有精力都专注于中国的抗战。

战场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一系列大城市相继沦陷。广大的华北地区以及富庶的沪杭地区沦落敌手，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必须尽快遏制战场上的颓势。而对于日军而言，尽管战场上的进程无比顺利，但结束战争的希望却变得遥遥无期。一系列战术性的胜利反而导致日军在战略上逐渐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半年时间已过，日军豪言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标已成泡影。边战边退的国民党军成功地将战线拉长，持久战的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南京陷落之后，停留在津浦路北段的日军和淞沪地区的日本被中原分隔，打通津浦路成为日军的当务之急。在这条铁路大动脉上，首先进入日军视野的战略要点便是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决定性战役的徐州。对日军而言，夺取徐州就可以将南北战场连为一体，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尽收囊中。同时，从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就可以占领中原重镇郑州，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从中原腹地出发既可南下平汉路攻取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基地武汉，也可继续进逼西安夺取关中之地。

就战争本身的进程来看，日本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东京大本营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至少需要60个师团的兵力。193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主张为使中国彻底屈服必须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3月，日本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4月，公布拨款48亿日元作为临时军费预算，此举使得日本的战争预算已高达80亿日元。

在1938年初，东京大本营和在中国前线的日军将领对于未来的战争走向，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那就是，在中国的战争是否还要一鼓作气地打下去？

在华两大军事集团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早在1937年年底就多次向大本营陈述，有必要在徐州和武汉等地域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使中国彻底丧失继续战争下去的能力。但是大本营认为，在国内确保编成6个新的师团之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现有的战争成果，绝对不能进行新的作战。只以“增强态势为原则”，待兵力整备完毕后，进行彻底的积极作战，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攻占南京之后，大本营对原来的华中方面军进行了调整，更名为华中派遣军。由于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松井石根被免去了司令官的职务，改由畑俊六陆军大将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派遣军认为，他们依靠现有的兵力，有能力沿津浦路北上，配合华北方面军一举攻占徐州。寺内寿一率领的华北方面军更是急切希望快速南下，与华中方面军津浦路上会师。两路日军都坚信，南北日军在徐州会师之日，便是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之时。

两路日军决定以战场上的既成事实迫使东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分别沿着津浦路和潍台公路南下为主攻方向，华中派遣军第九师团以及第一〇一旅团沿津浦路和运河北上为助攻方向。同时，华北方面军第十四师团南渡黄河到达鲁西南，再向西直趋开封、郑州，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淮河之后直奔永城切断陇海铁路。先期歼灭在徐州附近集结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后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各路日军会合后再沿平汉铁路南夺武汉。

日军将要进攻的鲁南和苏北区域，在国民党军战场划分上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桂系名将李宗仁。作为蒋介石一生明争暗斗的对手，李宗仁在1937年10月10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时对蒋介石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委员长不能隔着他越级指挥。当此用人之际，蒋对李提出的这一要求慨然允诺。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28.8万人。人数看起来似乎不算少，但是这些部队组成复杂，川军、西北军、东北军、鲁军等都有，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军中的三四流部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杂牌军。由桂系出身的李宗仁来统一指挥，难免有不太顺手之感。李宗仁当前的任务，就要用这些破鱼烂虾做出一桌可口的美味佳肴来。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长江，前进至安徽池河东岸一线。1938年1月26日，第十三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一线发起进攻，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的顽强阻击。2月1日，日军占领临淮关。2日，占领蚌埠、凤阳。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强渡淮河向北岸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徐州会战自此拉开帷幕。

负责淮河守卫的第五十一军随即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战斗最激烈的5月13日，军长于学忠带着所有的师长和旅长都到了战场一线，双方进入拉锯战，国民党军防线多处被日方突破。李宗仁急令第五十九军紧急驰援，将伤亡惨重的第五十一军替换下来。这个第五十九军的军长，就是之前被国人辱骂为汉奸，急于在战场上一雪前耻的张自忠。同时，在淮河南岸，李宗仁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地区，第七军协同第三十一军迂回攻击日军侧后方，迫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五十九军、第五十一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全部恢复淮河以北阵地。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一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日军南路的进攻受阻。

南路进攻受挫之后，日军被迫将“南北对进”改变为“南守北攻”，津浦路北段的局势霎时间严峻起来。负责津浦路北段防御的就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原属西北军的韩复榘，可不愿意跟日本人拼命，这货认为只要有钱有枪，到哪里都可以当大爷，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面对北路日军的进攻，韩复榘下令炸毁了黄河大桥，从黄河南岸撤退守军并将财产迅速往河南转移。得知消息的李宗仁心急如焚，迅即电令韩复榘，“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立即答复“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早把之前将冯玉祥所带河北之兵拒之门外时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李宗仁只能电告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韩复榘死守济南。

可惜命令到达之时已经晚了，韩复榘已经放弃济南退守泰安，日军不战而得济南。老韩当然不会忘记在撤离济南之前，将银行里15000两黄金、30000两白银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统统带走。对于李宗仁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的新命令，韩复榘再次答复道：“蒋介石南京都不守，凭什么让我守泰安？”感觉泰安也不安全的韩复榘很快又退到了济宁。李宗仁再次以恳求的语气请韩复榘死守济宁和运河，“哪怕是打一仗也行”。不说还好，一听这话韩复榘直接带人跑到河南、山东交界的巨野和曹县附近去了。就这样，韩复榘的10万大军不战而退，先后放弃黄河天险，弃守济南、泰安、曲阜、兖州，使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高歌猛进，于1938年1月11日占领济宁，逼近徐州。至此，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部署被完全打乱。

短短20多天，韩复榘率部接连狂奔数百公里，使得日军仅用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在之后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韩复榘被蒋介石以“作战不力，抗命不遵”的罪名逮捕，随后于1月24日在武汉执行枪决，老韩也有幸成为抗战之后第一个被枪毙的省府主席。

韩复榘被处决之后，接任第三集团军的孙桐萱奉命向东对济宁等地区进行反攻，但很快在日军的阻击和反攻下退回原地。

北路的日军分为东西两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为西路沿津浦路一路南下。之前，1月10日，日本海军在胶州湾登陆占领了防御薄弱的青岛。13日，到达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作为东路则从青岛沿胶济铁路西进，从潍县折向南，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等地，兵锋直指战略要地临沂。

2月21日，东路板垣第五师团开始进攻临沂。临时被从海州调来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军。李宗仁致电庞炳勋，临沂为确保徐州之屏障，必须死守。实力上只相当于一个加强师的第三军团实际上只有13000人，拼了老命也无法抵御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进攻，临沂在日军的猛攻下岌岌可危。李宗仁迅速调派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

之前驰援第五十一军的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3月12日，张部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四十军坚守临沂，激战五昼夜重创日军。随着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张自忠率部发起全面反击，伤亡惨重的东路日军被迫向莒县方向撤退。

临沂城下，以前在内战中差点要了张自忠性命的老庞握住小张的手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上演了一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佳话。临沂之胜砍断了津浦路北路日军之一臂，促成了之后的台儿庄会战，国民党军各部围歼孤军深入矶谷师团之良机。

3月14日，西路日军第十师团长濑支队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三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

第十师团另一路濑谷启少将率领的濑谷支队继续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进抵滕县。守卫滕县的就是第二战区阎锡山和第一战区程潜都不要的川军第一二二师。收留了这支流浪部队的李宗仁向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转达了蒋介石的电报，务必死守三天，给徐州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装备低劣的川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奉命增援的汤恩伯因为看不起杂牌军又迟迟不动。3月17日，看到即将城陷的王铭章让一起守城的滕县县长周同先走。这位颇有骨气的县长表示，“抗战以来只有殉国的将士，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本人绝不苟生，愿做第一个以身许国的地方官”。在滕县西北角的最后一块阵地上，王铭章被日军的机枪打中阵亡。周同在抚尸痛哭之后，跳城而死，城内300余名伤员用手榴弹集体自杀殉国。3月18日，滕县失陷。

战后，王铭章被追赠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亲拟挽联悼念王铭章。滕县民众找到了王铭章将军的遗骸并将其收殓，后经长江水运回四川。当江中英、法船只闻知船上运的就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尸体时，纷纷下半旗鸣笛致哀。

就在滕县陷落之时，沦陷中的南京，一个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又涌现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一大帮汉奸。

3月22日，濑谷支队不顾其余两路日军在其两侧进攻受阻的现实情况，孤军继续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抢夺头功。

李宗仁以善于守城的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遇敌稍作接触，就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山区，诱敌深入后待机从侧后攻击破敌。选择汤恩伯所部作为侧击主力，其原因在于该部属于“中央军”主力，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属于中国陆军中的精华。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之前在华北和山西战场上已遭受重大损失，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个师的兵力。抵达台儿庄后，孙连仲下令由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负责守卫台儿庄正面阵地，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七师负责左右两翼的防御，连孙连仲的集团军司令部都设在离台儿庄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足见其决死一战的信心和勇气。

3月24日，蒋介石亲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3月27日，激战正酣之时，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苦苦劝阻，带领“李、白”在台儿庄南车站接见了担任台儿庄主阵地防御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受宠若惊的池师长当即向委员长表示：“我师决心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随后的事实说明，绝对是条汉子的池峰城一点儿都没吹牛。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从24日起，日军开始反复向台儿庄展开进攻，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攻守双方都抱定了必死之心。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守军据房为垒誓死不退。

3月27日，台儿庄北城墙被日军炮火炸塌，小北门亦被摧毁，日军经三天三夜猛攻方冲进庄内，惨烈的巷战随后展开。双方都不断派出增援部队。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占领西门，切断了第三十一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到第二天，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小小台儿庄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9日，林蔚转述蒋介石紧急电令：“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官兵死罪，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当严办。”

庄内的战斗还在持续。到4月2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已为日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战局胶着。

第五战区下令以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主力向台儿庄机动击敌侧背，与第二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以第三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攻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顿时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为解濑谷支队之危，日军速以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从临沂驰援，随即遭到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的阻击和围攻。激战数日，伤亡惨重的坂本支队被迫撤退，日军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

4月3日，李宗仁下达了第五战区全面反攻的命令。国民党军的内外夹攻使得濑谷支队渐渐不支。经四天激战，日濑谷支队大部被歼，其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转进”。

台儿庄的胜利让蒋介石欣喜若狂，他要求李宗仁迅速出击，追击残敌，但李宗仁能指挥的孙连仲等杂牌军损失太大，几乎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有能力作战的汤恩伯部队又指挥不动，汤恩伯一向的作战原则也是避免攻坚。因为国民党军追击过于缓慢，败退的日军很快就形成新的防御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据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痛失追击良机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

此即为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伤亡数字是：第五师团亡1281人，伤5487人；第十师团亡1088人，伤4237人，合计伤亡超过万人。国民党军伤亡超过2万人。

就战役性质而言，台儿庄战役只是徐州会战中一次比较成功的阻击战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最后徐州沦陷的颓势。但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基本上都以付出惨重代价和失败而告终，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徐州战役之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悲观情绪。小小台儿庄一战，就让日军付出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让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战役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苏、美、英、法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充分报道和评论。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国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让世界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更多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次大捷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打热了蒋介石的头脑。蒋介石认为，要趁势在徐州地区再打出几个“台儿庄战役”，与日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乎，全国各路人马纷纷接到命令奔赴徐州战场，使得徐州附近的中国兵力迅速超过了60万人。

此举正中日军下怀——这正是一举聚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台儿庄战役使得侵华日军的头脑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4月3日，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联合下达“大陆指之106号”，要求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迅速调集兵力，围歼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华日军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以战场现有兵力在正面牵制国民党军主力，而日军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试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调兵遣将。日华北方面军第一一四师团以及淞沪地区的第十六师团等部队奉命奔赴徐州参加会战，连远在满洲的关东军都调来了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共计为18个师团，约40多万人，而投入徐州战场的就有8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五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超过了20万人，达到了侵华日军的半数以上。

担任在北面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任务的就是刚刚打了败仗的日军第十、第五两个师团。4月16日，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率先对临沂发起第二次攻击。负责增援的张自忠部被敌军阻击救援未果。19日中午，日军突入临沂城，庞炳勋率残部突围而出，临沂失陷。国民党军鲁南的战略支撑点丢失。

4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自兖州推进到枣庄。18日，日军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滇军第六十军逐次抵抗。26日，国民党军在台儿庄发动全线反击，在日军的顽强阻击下伤亡惨重。第五师团一部也很快加入战场。为了抵挡日军的攻势，国民党军主力开始逐渐向北线集中，日军将国民党军主力滞留在台儿庄周围的战略目标初步实现。

前线激战正酣。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用20万人包围歼灭这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60万。南面，日第六师团板井支队于4月23日从芜湖出发，连陷巢县、庐州。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4月24日从东台出发，先后占领盐城、阜宁。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这两路日军并未遭到顽强阻击而得以长驱直入。

时值淮北大旱，河水干涸，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得以充分发挥。5月4日，集结在凤阳、蚌埠、怀远一带的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13日，攻陷蒙城、永城后，向江苏萧县、砀山进攻。在徐州主战场的西南方，日军已经出现在国民党军主力的侧后方。

5月9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从济宁出发强渡运河占领郓城。同时，第十四师团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连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封，一举切断了陇海铁路。15日，南路日军第十六师团快速挺进队与北路日军在陇海路上会师，在阻断郑州方向国民党军增援的同时也堵住了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西的退路。16日，日军第十师团离徐州的距离已经只剩下六公里，日军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初步形成。

到5月中旬，日军在徐州西侧布下的一张大网在慢慢张开并逐渐收紧。徐州国民党军突然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蒋介石因台儿庄胜利有点发热的大脑，霎时间又冷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50个精锐师。日军的战略企图既然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不但不现实，也失去了战略意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亦主张趁日军包围圈还没收紧之时，尽快突围。这次蒋介石没有丝毫犹豫，迅疾向第五战区下达放弃徐州寻机突围的撤退命令。

尽管南北两路来势凶猛，但日军毕竟兵力有限，在徐州附近形成的包围圈四处都是缝隙和漏洞。徐州战场的撤退与上海和南京的撤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五战区得力有效的组织下，从5月16日开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各路人马相继冲出重围，陆续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

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700余人，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佯作死守之状，见各路大军撤尽，立即放弃徐州，巧妙地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空城计。

5月19日，徐州空城被日军占领。

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撤走之后，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还有国民党军20万大军，而孤军深入此地的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只有2万多人。国民党20万大军基本上都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蒋介石试图在豫东地区再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下令薛岳带领孙桐萱、黄杰、李汉魂、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12个师围攻日第十四师团。一场围绕兰封展开的小范围围歼战随后打响。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日军被迫龟缩在一个小寨子——三义寨里负隅顽抗，连土肥原贤二的军刀都被国民党军缴获。但由于组织协调不力，加上几路日援军很快逼近，这一战役，最终仍以国民党军败退收场。规模并不大的“兰封会战”，被蒋介石自称为“战史上之千古笑柄”。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此枪毙了作战不力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

随后，日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一一四师团开始对西撤国民党军实施猛烈追击，6月6日，河南首府开封陷落。日军前锋距离平汉、陇海南北两大干线的交会点郑州只剩下70公里的路程。

为阻止日军快速推进，中国统帅部无奈做出决定，于6月9日下令在郑州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咆哮而出，开始肆虐豫、皖、苏三省，形成了50余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将南北两路日军彻底隔绝。进攻跑得最快的日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部分部队也被包围其中。第十四师团一部被洪水围困于中牟县城。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重武器均沉于水底，大批士兵被冲走或淹死。为了解救被洪水围困、补给断绝的部队，日军被迫实施了空投，随后也只能派出舟艇和工兵部队将被围日军救走。泛滥区以东的日军只能望洋兴叹，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

徐州会战至此结束。中国军队投入兵力60万人，伤亡超过10万人。日军投入兵力约24万人，伤亡近3万人。

徐州会战尽管仍以国民党军的失败告终，但中国军队在会战中的表现已经可圈可点，甚至能在局部打出漂亮的短传配合。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坚守徐州地区长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发起的徐州会战照样没有实现“导致中国丧失战斗意志”的战略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新的扩军计划尚未完成，根本无力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本来就已经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此举不但使参加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无法完成围歼徐州60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还造成留置后方守住所占之地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的参战导致原来的防地被国民党军光复。在晋南的日第二十师团甚至被国民党军昼夜围攻。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无奈只有采取空投进行补给，补给不足的第二十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陷入困境的绝不仅仅是第二十师团，被日军占领的华北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定态势。徐州会战之后，日军战略主导能力开始逐渐减弱，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已成南柯一梦。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尽快完成以川、滇、贵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同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要“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武汉会战

早在徐州战场激战正酣之时，日本大本营就已经开始筹划在中国腹地武汉地区的会战。大本营经过测算后认为，如果进攻武汉至少需要军费32.5亿日元，且必须增兵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尽管内阁政府对攻占武汉充满矛盾和犹豫，但军方再次发言：“攻占武汉是迫使中国屈服、结束中国事变的最后机会。”

人口超过200万的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南京陷落之后，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军事统帅部和各国驻华使节均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正因为此，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具有多重意义，政治上可以一举捣毁中国的抗战中枢，把国民党政府再往西赶，使其彻底沦落为一个地方政权，日本就可以借机扶持新的汉奸政府。军事上，可以一举歼灭从华东、华北战场退守到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使中国彻底丧失进一步抵抗的核心力量。从经济方面而言，武汉的丢失将使国民政府失去湖南、湖北的粮仓和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从而完全丧失自给能力，也会减弱粤汉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攻取武汉，真可谓是一举数得。

无奈之下，日本于1938年6月15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会议决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裕仁特别强调，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

大本营据此制订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针对国民党军沿长江两岸防御极其薄弱的实际状况，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攻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作为策应助攻方向。这一方案的突出优点就是能够充分利用长江发挥日军的海、空优势，便于利用水路进行补给。但其明显的缺点是：长江两岸水网密集，湖泊池塘星罗棋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机动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日军两路攻击都是自西向东推进，即使能够顺利占领武汉，也只能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再次向西撤退，无法对其实施真正的围歼。

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攻取武汉的作战命令。7月4日，大本营下令编组新的第十一军与第二军一起编入华中派遣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仍然由畑俊六陆军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是，以派遣军直辖的五个师团分别担任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巩固后方。以新到任的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率领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沿长江两岸实施主攻。第二军军长东久迩宫捻彦亲王率领四个师团担任大别山北麓的助攻任务。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共9个师团，另外还有海军舰艇120艘，飞机400多架，总兵力约25万人。加上后来陆续加入会战的部队，日军参战兵力超过了30万人。

至此，侵华日军总兵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陆军新扩建的10个师团中，除了第二十三师团（诺门坎战役的主角）和第一〇四师团被配属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其余8个师团全部进入关内。到1938年7月，日本陆军主力共34个师团另6个旅团，总兵力约90万人。除了在本土、朝鲜和驻台湾的三个师团和半个旅团之外，其余全部来到了中国大陆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日军人数达到了82.5万人，占日军总兵力的91%。

敌军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着手对位于武汉南北区域的国民党军进行调整。国民党军的总体作战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泊河网地带尽力实施积极防御作战，固守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之内。

6月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指出“欲确保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种部署不仅有利于抵抗日军的进攻，而且利于武汉地区人力、物力、财力之转移，的确不失为明智之举。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作战意图，蒋介石亲自出任会战总指挥，调集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国民党军的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

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

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沿江构成阵地带，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

汤恩伯军团部署于各重要据点之间，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期间因病由白崇禧短期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作战：

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

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

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部署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意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

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二线兵团，随时策应一线各部作战。

除了直接参加会战的两大重兵集团，另以第一战区部队在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部队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

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个师，总兵力约75万人。加上后来逐渐加入会战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了110万人。另外，中国海军残余的40余艘舰只全部参战，仅有的空军战机约220架也悉数到场。

为了尽可能缩短西攻武汉的距离，早在1938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就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取安庆、马当、湖口及九江等地，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首先拉开武汉会战序幕的是日军的台湾混成旅团，这支士兵大部分由台湾人组成的先遣部队，由于旅团长为波田重一少将被称为波田支队。6月11日，约8000人的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占领安庆，之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江防要塞马当。

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斥巨资修建的马当要塞是阻拦日本西进的第一个坚固堡垒。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能挡住日军一个月左右。可惜守卫要塞的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竟然在这节骨眼上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的结业典礼。得到情报的日军趁此机会发动偷袭，很快攻占了要塞的外围阵地。奉命增援的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小路，导致要塞很快被日军攻克。随后，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和第四十九军对要塞的反攻无疾而终。原指望坚守一个月的马当要塞竟然在几天内就丢了，老蒋除了大骂陈诚一顿之外，还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撤职查办，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更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之罪名执行枪决。

随后，波田支队与前来增援的日第一〇六师团合力于6月28日攻克彭泽。国民党军驻守湖口的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奉命反攻彭泽，可惜反攻未果，反被日军趁势在7月4日攻占了湖口。稍作休整的日军，随后于7月26日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

之后，日军兵分两路。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战略要点瑞昌。8月11日，波田支队遭到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和汤恩伯第三十二军团的顽强阻击。8月24日，日增援部队第九师团第六旅团与波田支队合力攻占瑞昌。

8月27日，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在瑞昌以西地区沿长江西进冲破中国守军的层层堵截，苦战近一个月，于9月24日攻克富池口要塞，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水上通道。之后，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继续攻击前进，一路突破国民党军的阻击。10月21日占领大冶，22日攻占鄂城，到10月24日已经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葛店。

在波田支队南侧的日军第九师团则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和第三十二军团的防线，于10月24日推进到武昌以南的贺胜桥地区，再往南侧的第二十七师团与第九师团并驾齐驱于10月24日到达咸宁地区。

从九江与波田支队分手的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路向德安方向挺近。7月26日，在攻击德安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顽强阻击，遭受重大伤亡。冈村宁次命第一〇一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实施增援，协同第一〇六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这两个师团都属于日军中的“特设师团”，除了主要军官之外，士兵基本上都属于后备役人员，其战斗力大大逊色于那些久经沙场的常设师团。

第一兵团薛岳率部与日军激战，在南线形成胶着状态。9月底，急于打开南浔路僵局的冈村宁次令第一〇六师团穿越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的防守间隙，企图迂回合围南浔路正面的20万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团在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时，迷失方向，被薛岳及时发现并立即指挥第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实施反包围。日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奉命增援，亦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击退。随后，国民党军发起全面总攻，激战三昼夜，被围日军损失惨重，给养断绝，中低层军官伤亡殆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补给，还特意投下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战至10月13日，第一〇六师团被歼3000余人后突围，这就是著名的“万家岭大捷”。

失去作战能力的第一〇六师团，无奈只能在南浔路北段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并进行休整补充。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薛岳第一兵团较好地完成了第九战区赋予的阻止日军向南扩展的任务，还给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毁灭性打击，可谓不辱使命。

长江北岸的战斗也在同时进行。6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合肥南下，13日占桐城，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稍作休整之后从太湖进发，一路血战，于8月4日占领黄梅。

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立即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在日军据险死守和毒气攻击下损失惨重。正面反击未果的白崇禧调集兵力在日军后方发起侧击，连续收复太湖、潜山，切断了日军第六师团的陆上退路和补给线。白崇禧欲抓住机会调集重兵全歼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的日第六师团。但日军第六师团也绝不是吃素的，不但据险死守渡过难关，而且在得到增援后开始反攻。白崇禧虽亲临前线督战也挡不住日军的猛攻，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趁势追击，于9月6日攻克广济。尽管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连续的激烈战斗和长江中下游的酷暑天气，导致日军第六师团损失惨重，无力继续进攻。只好在广济就地休整，补充兵员和弹药给养。

9月15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广济出发，直趋田家镇要塞。田家镇是武汉最后的屏障，若失，则武汉不保。国民党军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日军第六师团久攻不克。但是，9月24日，随着江对岸富池口被沿江西上的波田支队攻占，日军以海陆空立体攻势导致守军无法招架，田家镇要塞遂于9月29日陷落。冈村宁次为了抢在日本第二军之前占领汉口，以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所部作为快速部队长途奔袭武汉，于10月24日占领黄陂。

位于田家镇附近的日第一一六师团在第六师团的左翼向西进攻。10月21日，占领兰溪。24日，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阳罗。

江北日本第二军的行动比第十一军晚了不少，原因后叙。直到8月22日，东久迩宫稔彦王才集合齐属下的进攻部队从合肥出发。

六安和霍山是大别山的两扇大门。8月27日，日第十师团向六安，第十三师团向霍山发起猛烈进攻，两城分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被攻克。之后日军兵分两路。左路第十三师、第十六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商城、麻城、黄陂，配合沿江西上的第六师团攻取汉口，右路第三师团、第十师团直捣潢川、罗山、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对武汉实施迂回。

左路第十三师团于9月2日开始进攻富金山。守卫富金山的是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其中有两个德械师，久攻不克的日军伤亡惨重。诺门坎战役中将要出场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只好向东久迩宫求援。9月11日，日增援部队第十六师团与第十三师团会攻富金山，激战9天后，宋希濂部被迫后退。富金山之战尽管失利，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日军乘胜追击，连占叶家集和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小界岭防线是大别山北麓国民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如遭突破，日军就将越过大别山沿公路，一路畅通无阻地推进，前去武汉已无险可守。防线由宋希濂退下来的第七十一军、田镇南的第三十军和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联合防守。国民党军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从9月18日一直打到10月下旬，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才取得突破，穿越了大别山，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此时，南面的国民党军已经弃守武汉。

第二军右路进攻的情况要稍好一点。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很快占领固始，在攻击潢川时遇到了名将张自忠。张自忠所部第二十七军团整整守了10天之后，安全撤退。之后日军进攻罗山、信阳，遇到了同样属于精锐部队的胡宗南部。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当时国民党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属下甚至包括邱清泉率领的当时国民党军中唯一的坦克部队。胡宗南拿着这么好的装备，用3个军共7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的2个师团激战20多天后，还是被击退。日军一路前进占领光山、罗山，10月13日攻陷平汉路上重镇信阳。李宗仁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胡宗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竟带领全军迅速避开正面向西撤退，一下子跑到了南阳一带。此举导致平汉路门户洞开，日军沿着平汉路长驱直入，连李宗仁都差点成了日军的俘虏。10月24日，日第十师团逼近孝感。

到10月24日，除了被几乎打残的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地区进行休整补充之外，日本华中派遣军其余所有参战师团都抵达武汉周边，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武汉形成包围。

就在荆楚大地以武汉为中心的攻防激战正酣之际，南边的广州地区烽烟再起。早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际，日军就已经突袭占领了厦门。加上之前上海、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港口。与它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防守异常松懈。粤军半数被北调参加武汉会战，导致珠三角地区兵力空虚。

蒋介石认为日军正全力进攻武汉，不可能有多余的兵力在其他方向展开大规模作战。这种想法看似也有一定道理，兵力不足的日军本来计划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再调集兵力实施广州作战。武汉战场国民党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本大本营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在南方广东地区开辟新战场，策应北面的武汉会战。日本参谋本部迅速抽调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三个师团，组成了第二十一军，由古庄干郎中将统领，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实施广州战役。1938年9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广州战役的攻击令。

事先听到一些风声的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做了报告。蒋介石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人故布疑阵，制造假情报，试图让国民党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他不但没有给广东地区派出增援，还从这里又抽调了一个师去支援武汉战场。1938年10月上旬，日第二十一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配合下突袭广州，10月11日晚在大亚湾成功登陆。登陆后的日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增城，21日已经攻到广州近郊。负责广东防务的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仅留有7个师、2个旅，共8万多人，且兵力分散，戒备松懈，根本挡不住日军如狼似虎的攻势，仅仅10天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也难怪，余汉谋身边的两个少将高参全是日本人的奸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日本人掌握得清清楚楚，能坚持10天也算不错了。广州于10月21日下午沦陷。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至此被切断。

1939年2月，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日军占领了仅仅有3000多名守军的海南岛。其中一个登陆点离老酒现在的打工地只有几公里之遥，老酒为此专门去看过多次。日军随后宣布中国的南沙群岛“作为自古以来无主的珊瑚岛屿”，已经归日本所有。

在这里提到这个并不激烈的作战，并不是老酒身在现场，睹物怀古。通过占领海南和南沙群岛，日本取得了下一步实施南方作战的重要前进基地。这里离英、法的殖民地实在太近，英、法等国立即发出抗议，日本宣称此举“只为封锁，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作为威慑，1939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舰队缩短逗留在大西洋的时间，返回其在太平洋的驻扎地。

广州的陷落导致粤汉铁路被彻底切断，武汉更失去了继续坚守的意义。10月24日，国民党军放弃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10时，蒋介石携宋美龄离开武汉，飞往衡阳，四周日军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

10月25日晚22时许，日军先头部队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26日凌晨5时，日军波田支队突入老酒曾经学习和生活了4年之久的武昌。27日，配属给波田支队的日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从武昌渡江，攻占汉阳，武汉三镇咸落敌手。

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贺胜桥，第二十七师团占领桃林镇，但此时中国守军主力各部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参战的110个师中的任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妄想，再次破灭。

武汉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伤亡约5万人。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10万人，伤亡超过18万人。

日军在战场上无疑再次取得了“无比辉煌”的胜利。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攻克南京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穿上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国民面前亮相”。可表面的光鲜却无法掩盖暗淡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和作战将领都清楚，武汉之战是日本侵华作战的最高点，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日本已经彻底丧失了控制中国的希望。

在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大约20个月的战争中，日本损失的兵员达到了20万人。其间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被迫4次追加军费，总支出超过了80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这4次战争的军费总额的1.63倍。为了支持前线作战，日本使用外汇大量进口军用物资，导致出口严重萎缩。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消耗使出口产业因原材料不足生产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减少，工业生产因为缺少原材料而陷入困境。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的窘境：由于拼死老命组织生产也无法满足前线的实际需要，连军事院校教练使用的教学步枪都被收走，用于装备新扩建的师团。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兵员也开始出现严重短缺。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军曾数次大规模扩军。1937年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扩编了10个师团。根据日本《兵役法》，陆军征召新兵服现役2年，随后15年时间为预备役，海军现役和预备役时间分别为3年和9年。为了大批量“生产士兵”，军方被迫放宽了征兵的标准，最低身高标准从1.55米降低到了1.50米。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1935年是20%，1937年提高到23%，到1939年一下子暴涨到47%。在短时间内急促扩编，征用的大部分是预备役和后备役人员。1938年下半年，侵华日军现役人员仅占11.3%，预备役兵员占了22.6%，后备役兵员占了45.2%，补充役兵员占了20.9%，这势必导致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日本本土仅仅剩下1个师团，而在中国的师团却达到了32个。其具体配置是：东北8个，华北12个，华中10个，华南2个。这些兵力集中起来虽然可以在局部打出一些精彩的战役，但是放在广袤的占领区，连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显得捉襟见肘。

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国民党军不时实施局部反攻，更主要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批抗日人民武装不断成长起来，大片国土不断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来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换言之，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再次遭到战略性失败，而且成为中日战争由日本战略进攻走向两军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战场上无力继续推进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治安作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就在武汉会战刚刚结束不久，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汪大汉奸的出现，犹如鸡立雀群，让之前所有的汉奸都自惭形秽，黯然失色。大汉奸后来对小汉奸实施了收编和资源整合，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

日本曾经因为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中日全面战争再次让日本失去了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整整一年前，1936年7月，日本东京击败了芬兰赫尔辛基等13个城市，获得了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来举办这一国际体育盛会。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抵制这届奥运会。最终，日本为举办奥运会不得不足足等了24年。

1939年1月4日，因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近卫文麿内阁黯然下台。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发表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勠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蒋介石还放出豪言，即使昆明丢了，重庆丢了，大西南全丢了，他也将在印度加尔各答组织流亡政府，率领国民继续抗战，誓死不降！

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军在交界或对峙区域也曾经爆发了一系列小型会战或战役，诸如南昌会战、随枣战役、长沙会战、桂南会战、豫南会战等。但相比抗战初期的四大会战，这些战役已经从决战性质的大会战，降格为区域型小战役，互有输赢。

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后来，国民党军也没有出现抗战之初那样一边倒的大溃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

其实早在徐州会战结束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准备实施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原定时间是在6月开始，8月占领武汉。但在北方边陲，中、朝、苏交界的一个小地方，一次突发事件推迟了作战计划的执行。北路日第二军之所以到8月下旬才整装出发，是因为那起突发事件在8月中旬才得到解决。

那个之前寂寞无人知的小地方，叫张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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